丁公量，浙江省定海县人。生于1921年，1938年参加新四军，同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初期，历任新四军教导总队锄奸干事，新四军第一支队政治部特派员，新四军教导总队特派员，经历过皖南事变。

　　见到丁老时，他端坐在椅子里，手边一壶茶，95岁的老人，精神铄然。“你们事先看过我的资料吗，准备好没有？”他轻声问道，举手投足间仿佛还能看见当年运筹帷幄、冷静执着的那个勇士。

　　上海学生“造路”请愿

　　1936年，一群上海学生集结起来，为声援“一二九”运动赴南京请愿。丁公量说，“当时国民政府不愿让我们去，他们不让司机出家门，这样就没人开车，还把铁轨拆除了部分丢到路边，这样没法坐火车。”

　　但学生的热情丝毫未减，上海交大懂行的同学把铁轨拉回来重新修复，由学生自己开车上路，“那时候车可不好开啊，路也不好走，大家坐上车上，旅途漫漫但是心里充满期待。”

　　丁公量笑着说，这段事迹我还从来没有跟别人讲起过，今天突然想起来，真觉得自豪又有意义，这是我们上海学生之光。

　　请妈妈战场寻儿尸

　　丁家是舟山的名门望族。丁公量的爷爷在清朝当过县官，父亲不仅是辛亥革命后定海的第一任县长，还是复旦大学创始人、著名教育家马相伯的学生。作为名门之后的他，是如何走上抗日之路的呢？

　　“‘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之后，我14岁那年，是舟山中学的童子军中队长，1935年我作为浙江的代表团成员，去南京参加全国1万多名童子军的大检阅活动，我们在旗语比赛获得了第一。”丁老说。

　　他当时遇到了流亡到南京的东北学生代表，“一个东北学生问我是哪里人，我说是舟山的，然后他在我的笔记本上写下‘舟山同胞，共救我3000万东北同胞’的留言，接着两人泪如雨下，抱头痛哭！”

　　80年后，丁公量回想起那一幕，依然十分动情，眼带泪光：“这句话，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16岁时，丁公量在上海念书。“我记得有一次轰炸，我在租界附近，跑到楼顶上去看，亲眼看着炸弹一枚枚地砸向上海，生灵涂炭，国人受难。”丁公量说，当时就下定决心，此生必当尽我所能抗战。

　　随后，他回到书桌前，提笔给母亲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妈妈，我已决心上战场，日后你们要寻我，请到战场上来找儿子的尸体。”

　　1938年，他参加新四军，同年5月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他从日伪严密控制的上海，巧妙接应700多名爱国志士到皖南参加新四军。

　　行刑前夕成功越狱

　　1941年爆发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丁公量和600多名未能成功突围的新四军战士一起被国民党军队俘获，并被秘密关进了臭名昭著的江西上饶集中营。丁公量被关在了敌人重点看守的第3队囚室，遭受了严刑拷打，但是他没有屈服。

　　期间，集中营的秘密党支部决定举行暴动越狱，具体计划则由丁公量等人负责。

　　1941年10月9日，计划暴动的前一天，“由于叛徒告密，敌特猜测我和汪海粟是领头的，就进行了毒打，准备枪毙。就在行刑前夕，我们艰难地用皮带铜扣撬开了铁镣上的插销，后来又千方百计骗看守去买东西，才有机会逃脱牢笼。”丁老讲到这里，语速有点慢，脸色变得凝重：“我整个革命生涯中最难忘的就是这一段”。（记者 刘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