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00多公里的飞机、近600公里汽车，从葫芦岛市南票区高桥镇到沈阳，从沈阳到昆明，从昆明到宣威、从宣威到热水镇关营村……5月的最后一天，91岁的辽宁抗战老兵韩光武，几经辗转重回故里。

　　5月31日，宣威市热水镇关营村的韩龙家热闹不已。85岁的韩光清一直对乡里乡亲说着一句话：“那年五哥被抓了壮丁后，我还去给他送饭呢，等下一次去，就再也找不着了。”

　　而同一时刻，昆明开往宣威的公路上，91岁的韩光武在儿媳张宝秋和孙子韩丰陪伴下正朝着家乡走近。

　　中午11时左右，当韩光武从汽车走下来时一眼就认出了六弟韩光清。两位老人此时一边连声说着：“是他，真的是他。”一边挣脱人们的搀扶，两手紧紧拉在一起，抱头痛哭，不停地说着：“终于见着了，我们都老了，但最终还是见着了。”

　　这是一段抗战老兵重返故乡的悲喜故事，也是一段各地志愿者爱心接力的动人故事。

　　老兵回忆：
　　到越南受降 日本兵向我们敬礼

　　韩光武，1924年12月生人，在家中排行老五。1938年，他在“三丁抽一”中被抓当兵，同村一起去的共7人，如今只有他一人健在，只有他一人回过家乡。最初他们被带到云南开远草坝，在草坝的石榴村军垦，栽甘蔗、养牛、养鸡，1940年，到滇军93军野战医院卫生队学习救护。93军作为边防部队驻守在中国境内云南边境线上的屏边、河口、蒙自一带，回忆那段岁月，韩老记得最多就是日本飞机常常从从越南飞来轰炸蒙自、昆明，躲轰炸是那是他生活的常态。

　　救护队员
　　救伤员都是脸对脸拖回来

　　“在野战医院卫生队的日子，我们主要是受训，每天都安排得很满，训练项目有出操、到野外拉练等。部队不发枪，但给我们每个救护人员配救护包和担架，发锹和镐，学习包扎、打止血带、打吗啡，我记得当时那吗啡像牙膏一样，可以挤到伤口上止疼，而不是用针打。救护班的士兵每人都发救护包，里面能装二三十个药包，美国货，药包是个铁盒，里面没有针，有两支吗啡，一个止血带，一个敷料，一个风帽，碰到负伤的士兵拿出一个，如果是脑部负伤，就将敷料贴到脑部受伤处系好，扣上风帽。我们都是有分工的，救护的，抬担架的，遇到牺牲的，就翻他的衣服找证件，记下他的名字和部队番号，脸一盖，就地掩埋了。如果在开阔地救护伤员，大家就会四肢着地，让伤员双手搂紧救护人员的脖子，救护人员跨在伤员身上，脸对脸拖着他爬回来。战场上子弹嗖嗖的，根本直不起腰。还有一种搬运伤员的方法叫“大跨”，就是伤员两手分别搂住两个救护人员的脖子，救护人员每人平抱伤员一条大腿，快跑，这样效率高，跑得快自己也不容易受伤。”

　　赴越受降
　　日本兵对我们抬手敬礼

　　“1945年8月，通过军部的电台，我们知道了日本投降的消息，大街上到处在喊着‘日本投降啦！中国胜利啦！日本被中国打垮啦！’老百姓都上街去游行庆祝，我们部队去东山放八二五迫击炮、榴弹炮庆贺，打了好多炮，那一天我知道啥叫心里美得像开了花一样。10多天后，我们部队出发去了越南，接受日本投降。在那里，我被提拔为救护排排长。”

　　至今韩光武清楚地记得接收日本兵工作的每一个细节：“日本人集合在一个大的操场上，我们进去，对面站着，日本士兵把枪斜着架在一起，背包、手榴弹都摆得很整齐，向后转，退后三步，再转过来，面向我们抬手敬礼。日本人投降时，还交过来不少汽车和大洋马。那些马站得齐齐的，一起交给了部队，但马不懂中国话，后来才知道，一拍肩膀它跪下，手一抬它站起来，手向前它就向前走，遇岔道想往哪走就往哪摆手。要不是后来日本人告诉我们，这些马可还真不好摆弄。”韩老说那时他总骑着东洋马到处溜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