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骆新

　　20多年前，我在中央电视台做《正大综艺》导演时，经常被人问：“你认识赵忠祥吗？”我说“认识”，人家马上兴奋地紧攥住我的手，仿佛赵忠祥的手此刻就长在我的身上。接下来的问题是：“他是你们台长吧？”我回答：“不是，他就是个主持人”，而这时我得到的反馈，一般都是拉长的一声：“啊……”我猜这极尽夸张的感叹背后，一定包藏着对“干部体制”的愤怒——赵忠祥竟然不是中央电视台的台长？岂有此理，天理难容！

　　从历史所承袭下来的“官本位”思维，早把我们培养成了天然的权力膜拜者，似乎一个人只要有了学术或技能上的某种成就，就必须给予他（她）一个官职，否则，学术或技能的价值，就无法得以体现。久而久之，这种利益导向很容易瓦解了学术或技能的独立性及其尊严。

　　那时候，中央电视台只有两个频道。在一个媒体渠道尚属稀缺的时代，凡能够占据媒体顶端的电视主持人，大多都会有些令人望而生畏的感觉，就像是大领导坐在主席台上，冲着台下黑压压一片的乌合之众“训话”，高屋建瓴，高台教化，语态中或多或少都会带着些“官气”。

　　遵循国家通用语言的旨趣，一度是人们对广播电视主持人的评判标准。按照坊间舆论嘲讽的说法，那时候的主持人，是怎么“不说人话”就怎么来。

　　“不说人话”有两种体现：第一种，是追求“掉书袋”的效果而刻意佶屈聱牙，让人听着一脑门子糨糊；第二种，则是追求政治正确而极尽情绪渲染之能事。

　　第一种——我自己就曾给杨澜写过极为拗口的稿子，譬如：“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今天的《正大综艺》节目将为您介绍被全世界的顶尖旅游杂志共同誉为‘在浩瀚的太平洋上所镶嵌的一颗璀璨的珍珠’的美丽的夏威夷群岛……”杨澜看后大嚷：“你这是要一口气憋死我啊！”

　　第二种——某主持人曾在打谷场上采访一位农民老大爷：“大爷，听说今年您的收成不错啊！”大爷说：“对着咧。”主持人接着问：“您觉得，今年收成不错的原因是什么啊？”一听这个提问，估计领导要听“歌功颂德”的动机很强烈……偏巧打谷场上，脱粒机的噪音大，大爷耳朵又有点背：“你说啥？”主持人把问题又重复了一遍，大爷说：“对着咧！”主持人有点懵，但还是再把问题重复了一遍，面对摄像机，农民大爷此刻已紧张得说不出话来。主持人一看苗头不对，马上接下去说：“您是不是应该感谢党的惠农政策好？您看，省种子公司给咱们提供了最好的种子，县农技站又派了这么多技术人员下乡教授广大农民如何科学种粮，一号文件又督促各级政府敞口收粮，稳定了收购价格，这一切不都是为了让农民兄弟们放心种粮嘛！所以，粮食产量自然就上去了，大爷，您说是不是啊？”大爷瞪着主持人半晌，咽了口唾沫，说：“对着咧。”

　　采访完成！

　　我每次看这段录像，都忍不住要大笑，但是笑完了，又真想哭。

　　从“说官话”到“说人话”，需要一个漫长的进化的过程。

　　这个语态改变的过程，实际上是从邓小平南巡、中国全面重启市场经济开始的。

　　上世纪90年代，全国几乎所有的男播音员、主持人，都有一个共同的嗜好，就是模仿赵忠祥在《动物世界》里的解说风格——“每到春天，在肯尼亚广袤的马赛马拉草原，几万头角马开始了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

　　从解说《动物世界》开始，赵忠祥一改他30多年的新闻播报风格，语调开始变得柔软、低沉，断句也显得很奇怪，就像“在阿拉斯加”这5个字，他似乎会有意将“在”这个字拖一个长音，然后才接上“阿拉斯加”。瞬间让你魂游于靠近北极圈的冰冷空气中。

　　我记得，我曾给某企业拍了个宣传片，找李咏配音。当时，李咏并不像后来那么出名，但他的声音条件非常好。进了配音间，他问我：“要什么风格的？”我连想都没想，就回答他说：“全台都说你模仿赵老师最像，那就赵忠祥呗！”

　　现在回想起这事儿来，我肠子都悔绿了——早知如此，还不如直接就找赵忠祥配音呢！

　　1996年，我做《半边天》节目导演时，邀请当时还在北京财会学校当语文教师的张越做主持人，因为她曾是电视剧《我爱我家》的编剧之一，能用“普通人都能讲的话”不装蒜地传递道理。可这个选择，一度也受到电视台内外各方面的压力。领导问我们：“她的形象……像主持人吗？”我的制片人当时就反问了一句：您说主持人应该像谁呢？领导愣了一下，没说话，过了半晌，幽幽地吐出几个字：“那就……试试看吧。”

　　中央电视台起用了张越当主持人大半年之后，崔永元也出现在了《实话实说》……再往后，沈冰、阿丘、毕福剑、撒贝宁、何炅、谢娜、周立波这些人，成群结队、但也顺理成章地进入公众视野。

　　随着媒体渠道的多元化和网络社会的扁平化，人们已将媒体视为“公共域”而并非仅是行政力量的传声筒。二三十年前，那种自上而下的“纵向语态”，自然要转变成“横向语态”——就像你找身边朋友聊个天，总不能成天把“我爸是李刚”挂在嘴边吓唬人家吧。

　　前两天，刚结束的“神舟十号”航天发射，中央电视台第一次用张泉灵和欧阳夏丹两位女主持人做直播，有人晒笑道：“央视难道没有男主持人了？”其实，我认为，这也是央视有意为之的。

　　从10年前的神五升天，一直到神九、嫦娥、天宫一号等的发射，按照美国学者丹尼尔？戴扬和伊莱休？卡茨的说法，每次电视直播，本身就是媒介事件，但任何事都存在一个边际效应，公众对媒介事件中过度的政治渲染、包括对国家实力的赞美总有一个审美疲劳期，甚至存在某种逆反。而男主持人因为其性别特征，或许会越强化观众的这种情绪，难免会出现朝鲜电视台李春姬式的播报效果。最好的办法，就是将直播间的两位主持人全换成女性，这样“神十直播”就具有了柔和的、感性的成分，甚至可以谈到女宇航员王亚平“大姨妈”来了怎么办，而这样的话题，你很难想象，如果是一位男主持人坐在那，他该如何参与……

　　2011年，我和孟非获得《综艺》“年度主持人”称号时，著名播音员虹云为我们颁奖，她问了我们一个问题：“你们说，20年前电视主持人，和今天的主持人有什么区别？”

　　孟非回答：“我认为，现在的主持更口语化了吧。”我说：“以前打官腔，现在说人话。”

　　孟非悄悄捅了我一下，我想，我大概又说错什么话了吧？

　　（来源：半月谈系列刊物《品读》——全国十佳文摘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