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我了解和观察，现实生活中，在大城市“漂泊一族”的下一代包含着比较复杂的成分与状况，其中包括那些“北漂”、“南漂”(即那些从大城市高校毕业后，没有去所分配的外地而在北方或南方大城市找到工作，或是从外地高校毕业后，离开最初的工作单位而前来北方或南方大城市寻得岗位)的二代。

　　但是，“漂二代”中在人数上构成主流的，无疑还是那些跟随父辈由农村来到北京等大城市打工、创业或生活，却依旧脱不掉农民身份的青少年男女们——他们是名副其实的“漂二代”。由于他们与城市中同龄人的出生环境、成长环境，家庭背景、社会背景，思想认同、文化认同有较大差异，因而精神上、心理上也存在较大差异。这个都市中漂泊的群体，是城市快速发展、现代化进程中形成的特殊群体。同时，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得不高度关注和解决的问题。

　　2008年，我参加国务院研究室《和谐社区建设》课题研究，先后到北京、上海、广东、河南等地走访了几十个社区。社区工作人员毫不例外地提到了社区中的“漂二代”问题，表达了对这个群体的热切关注和关心。这引起了我的思考和关注。作为一个作家，切近时代，关注人生是一种责任。此后，我非常注意这个群体。在一些洗车铺、饭店、理发店，甚至在马路上、车站乞讨的人中，时常可见这些孩子的身影。我曾经多个晚上在北京北沙滩的马路边上和那些孩子一起喝着啤酒聊天，也曾经在洗车时和他们交流。我的中篇小说《北京户口》、《红夹克》、《红宝马》中的人物原型就来自于他们。中国作家协会组织作家定向深入生活，半年中，我在北京多个城乡结合部、农民工聚集的地方体验生活，接触了一些“漂二代”，用感情去体验他们的喜怒哀乐，最后完成了长篇小说《漂二代》的创作。

　　我认为，“漂二代”目前的生存境遇还是比较复杂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生存境遇 略显复杂

　　■ 身份尴尬。城市需要发展，迫切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与消费人口。但是当外来人口要求享有同城待遇时，却时常遭遇到城市的拒绝。这一现象的存在已经很长时间了，就像我的小说《漂二代》中的人物，他们的父母在他们出生前已经来到北京务工，所以他们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在北京出生，也有一部分是很小的时候就跟着父母来到北京。但是由于户口不能落在城市，他们在城市的身份问题却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和父辈一样，是农村户籍，但人不在农村，离土不离户；人在城市，却不是城市人，在城不属城，是一群“漂着的人”。

　　■ 文化程度相对较低。首先，从受教育程度来谈，近年来，国家就“漂二代”子女在城市接受教育的问题做了很多工作，义务教育问题基本得以解决，但由于户籍不在属地城市，“漂二代”们必须回原籍参加中、高考。属地城市与原籍教材内容、教育质量往往存在差异，很多孩子以落榜收尾。不愿回原籍参加高考的，要么就此断了学业，要么在城市找个专科学校再读几年。有的孩子回老家勉强读完高中，又回城市来找父母，就业解决不了就当起了“啃老族”。其次，他们的文化生活贫困。受户籍、政府管理成本、社区资源等条件限制，加上他们自身缺少认同感，很难融入到社区各种文化生活中去。据有关部门统计，“漂二代”在社区各种活动中参与率远远低于城市同龄人。有的对社区一无所知。

　　■ 继续教育机会较少，就业相对困难。属地社区在就业培训、技术培训、岗位培训方面不太能满足他们的需要，使他们的文化素质难以提升，这也导致“漂二代”们往往从事一些技术含量低、工资少的工作。一些城市在招工招聘中不公平，明确要求本市户籍，尤其是那些工作相对稳定、收入高的行业如银行、国有大中型企业，户籍更是一道难以逾越的门槛儿。

　　■ 社会保障缺失。目前，大多数城市的一代农民工尚未进入城市社会保障序列，“漂二代”更是望洋兴叹。在参与社区调研时，我曾在某城市社区告示牌上看到，在社区无业低保人员的登记要求中，明确规定户籍必须在本辖区。医疗卫生保障也是“漂二代”的痛，大多数从事自由职业或没有职业的“漂二代”没有医疗卫生保障。其他的各种伤害保障，比如工伤、交通事故等也都没有着落。如果碰到意外伤害后的赔偿无法落实，家中又无力承担，“漂二代”们就会背上沉重的债务。

　　■ 不稳定的婚姻状况。“漂二代”的群体中不仅有农民工，还有年轻外地大学生的后代。他们并不是农民工，不存在社会歧视问题。但是，他们跟父辈一样处于夹心阶层，租得起房却买不起房，除此之外，这一群体还将面临一个新问题，即不稳定的婚姻状况。现实的压力会使他们的婚姻变得更加艰难，还出现了大量的大龄单身男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