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的10月,就在清华附近小饭馆的桌子上,朱自清先生写下了《我的南方》一诗,诗中说:“我的南方,/我的南方,/那儿是山乡水乡!/那儿是醉乡梦乡!/五年来的彷徨,/羽毛般飞扬!……”这一事件在今天看来已远远超过了事件本身给一个人的命运所带来的意义,它已定格为一个符号———一个高大的背影,一个中学语
文老师转身成为大学教授,清华大学的教授,那年他27岁。
回到那五年,那让朱自清先生炼狱般的五年。1920年5月,先生从北大毕业来到浙江,辗转于杭州、台州、温州、宁波、上虞等地,教书谋生。笔者近读《朱自清全集》(2卷、9卷、11卷),随先生一路颠簸辗转,感动先生当年的感动,痛苦先生当年的痛苦,试图从先生的日记、信札中做出点“学术价值”的东西来。透过先生的人生选择和价值追求,审视当下中学语文教师的生存现状和精神世界,反省我们今天该如何做一个语文老师。
一.身份认同的尴尬与精神的出口
1920年8月,由北大校长蒋梦麟推荐,携眷前往浙江第一师范学校任教;1921年就聘吴淞中国公学国文教员,不久,中国公学起风潮,朱自清先生转到上海,中国公学风潮结束后,到浙江一师教书;1922年初春,前往台州浙江省第六师范学校任教;1923年3月,携眷至浙江温州第十中学(兼师范部)任教;1924年2月,往宁波浙江省第四中学任教;同年3月,往白马湖春晖中学兼课,奔跑于宁波与上虞之间,9月,春晖中学正式聘用,10月,赴白马湖春晖中学布置住家;1925年暑期前往清华大学任教。
这是怎样的五年?正如先生在《毁灭》中写道:“我流离转徙,我流离转徙……”今天,先生停留过的学校都以有过先生的踪迹而骄傲。但先生当年内心中的坚韧与无奈又岂是我辈所能描摹。
1923年4月10日先生给俞平伯的信中说:“以理性之指导,我辈正应安于矛盾,安于困苦,安于被掠夺,安于作牺牲;而无奈生物的素质逼我们去挣扎,去呻吟,于是成为言不顾行的鄙夫了。我们自然不见得甘心,但即不甘心又将奈何?我们不必谈生之苦闷,只本本分分做一个寻常人罢。但做个平常人,又谈何容易。死书,毛锥,清谈,那一样中用!”“此外无非是教书,卖文,尽于此矣,无他道也!我们现在自己得赶紧明白,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将来,我们的世界,只是这么一个小小圈子。要想跳过它,除非在梦中,在醉后,在疯狂时而已!———一言以蔽之,莫想,莫想!”
但先生不是悲观主义者,他失望并不绝望。这种直面人生,不论出现什么情况,都要挣扎向前的精神,是朱自清先生思想中最可贵的因素。今天的语文教育界,为梦想或生存抑或两者兼而有之而奔走的也大有人在,因现实的种种抑或不同的追求而对自己的语文教师的身份不认同的也大有人在,那么,从先生的这南方五年中我们能汲取的还有什么?翻翻先生的日记我们不会不感动,他为自己找到了精神的出口。笔者仅以他在1924年的某段日子聊举一二。
1924年7月29日读《学者气质》,颇思读侦探小说。侦探小说益处;文学史方法;———待录。30日,要看《精神分析与文艺》。张东荪有《科学与哲学》之著。拟买《文艺复兴史》。哲学、国语、古书、文学、四书;概论免。31日,读《毋违夫子》八股,觉颇有新趣……
朱自清先生是个务实的人,虽彷徨还思有所作为,他对俞平伯表示,“弟虽潦倒,但现在却颇积极,丢去玄言,专崇实际,这便是我所企图的生活。”在这一时期他的《“海阔天空”与“古今中外”》一文中表达的更明确:在有限中求无穷,便是我们所能的有的自由。先生选择了阅读和写作来实现他自己所渴望的“心的旅行”———绝不以现有的地球为限,又不以表面的物质世界为限,也不以存在的世界为限。
返观我们以一种自然而下的惯力使然的状态,自愿定格,闭锁在自我的重复之中,拥有“现实”,但不拥有真正生活的内容。作为语文教师我们也应该拥有“无论以什么形式,只要我知道你仍然拥有那种书写和思考的热情,我将光扬我的梦,继续相信:黑夜里有颗太阳。我们是被一股最纯净的风带上去的,我们仍将过那种向上升腾的生活。注定了,不能跌落下来,继续在那儿飞翔。”是的,应该寻求一种更为精神化的内在生活。
二.在物质时代如何生成我们的教育情怀
南方的五年,朱自清先生的物质生活是拮据窘迫的五年,这其实也是他转徙流离的因素之一。从19岁就背上家庭沉重负担的他“当他神游于‘海阔天空’与‘古今中外’时,怎么会想到自己会被狭小的家庭囚笼得如此苦闷不堪呢?”虽然如此,但从现在所能看到的相关资料来看,先生的这五年教学是成功的,因为他受到了他的学生们的欢迎和他的同事们的肯定。
“他一到温州,温中(包括中学部和师范部)各年级的学生都争着要求他教课,他只得尽可能多担任些钟点。奔波于两部之间。但他不因课多而敷衍,每每拭汗上讲台,发下许多讲义,认真讲解。”(朱维之《佩弦先生在温州》)
朱自清这天有课,俞平伯旁听了一堂,对老友教学至为感佩,自愧不如,感到“学生颇有自动之意味,胜一师及上大也”(俞平伯《忆白马湖宁波旧游》)。
这样,一位勤勉敬业的朱自清先生跃然纸上。在凝视先生的时刻,我所要追问的是、是什么能使先生拥有那颗叹息、疲惫,但永远没有失去爱意的灵魂?这固然与先生所主张的“刹那主义”的人生哲学和生活态度有关,他在给俞平伯先生的信中说:“每一刹那有每一刹那的意义和价值!每一刹那的事,只是为每一刹那而做,求一刹那里心之所安;虽然这一刹那所做,与前一刹那,后一刹那有影响、有关联,但这个关联,在我是无大关系的。我只顾在那样大关联里的这一刹那中,我应该尽力怎样做便好了。”但更与先生对教育的理解和主张分不开,他所做的《“海阔天空”与“古今中外”》一文中多次提到他好友的译作《爱的教育》,“教育上的水是什么?就是情,就是爱。教育没有了情爱,就成了无水的池”。先生在《春晖》上发表的《教育的信仰》一文,今天读来还是那样的振聋发聩,切中时弊,发人深省。他认为,如果学校太“重视学业,忽略了做人”,学校就成了“学店”,教育就成了“跛的教育”,而“跛的教育是不能行远的”。因此,先生主张“教育者须先有健全的人格,而且对于教育,须有坚贞的信仰,如宗教信徒一般”培养做人“纯正的趣味”。先生正是这样身体力行的。
没有独立的精神领地,没有个性的生动与闪光,没有自足的个体意志和理想,我们如何来践行先生所主张的教育的信仰?如果我们自身的灵魂是黯淡、阴郁和低垂的,又如何使受教育者的灵魂真正明快起来?又如何引领我们的学生跋涉在唐诗宋词间挹芬揽翠、含英咀华?穿梭于小说散文的丛林中沿着文本的溪流做精神散步?在有航标和没有航标的河流中进行一次次跨越急流险滩的“灵魂的冒险”?
每天我都会从先生的塑像前走过,在凝视的时刻,在行走中呼唤你的名字…… (浙江省温州中学 黄惟勇)
(责任编辑:刘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