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一个名叫黄西的华人在美国《莱特曼秀》上说了5分钟笑话，成为第一个在《莱特曼秀》表演单口相声的亚洲人，并由此一炮而红。2010年，黄西受邀到美国记者年会上领衔表演，这在美国相声界及喜剧界也是一份罕见的荣誉。之后，他又参加了全美喜剧节，获相声比赛冠军。黄西的走红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美国人对亚洲人吃苦、能干、聪明但没有幽默感的刻板印象。一名留美生化博士为何会走上单口相声表演之路？在美国社会生活多年，他又如何理解中美两国不同的幽默内容？相声中的自嘲与禁忌，对于他而言，又意味着什么？初到美国时，他又遇到了何种尴尬和痛苦？

　　初到美国频闹笑话

　　杨澜：我们生活在一个并不完美的世界，这个世界充满了成见或者说是刻板印象。比如，美国人往往容易认为华人勤劳、刻苦、谦虚、重视家庭、重视教育，但是不太善于社交，特别是没有幽默感。幸好，一个名叫黄西的新一代移民在过去的几年中，成为了这种成见强有力的挑战者。 18年前他作为生物化学的博士生来到了北美陌生的土地，今天他能够用非自己母语的英语在最具竞争性的娱乐舞台上表演单口相声，而且说出了名堂，不禁让人刮目相看。非常高兴看到你在哈佛大学的中国留学生面前做了一个脱口秀的表演，你觉得跟他们在一块儿有什么新鲜的感受吗？

　　黄西：我有很大的感触。很多人听了我的讲演，或者看了我的书以后告诉我，尽管他们比我晚了18年到美国，可心里的感受和经历跟我18年以前相比，仍是惊人的相似。对异国社会的不适应，对语言上、文化上的压力较难承受。

　　杨澜：初到异乡为异客，其实大家的境地都是一样的。非常凑巧，我们都是1994年来美国留学的。我记得即使我在大学学的是英美文学专业，到了美国以后第一次去超市，居然一句都听不懂，整个人傻了。

　　黄西：刚来美国时，我买了台二手车，保险杠上贴着很多撕不下来的贴纸，其中一张写着：“不会说英语，滚回老家去。 ”我竟然过了两年后才注意到，太悲催了！还有更窘的，我一开始去美国超市买东西，老跟售货员讲汉语，完全没反应过来。

　　杨澜：真的吗？那在德克萨斯州的话，你如果去超市，有些什么样的话很容易引起误解呢？

　　黄西：德州人在再见的时候不说“再见”，他们会说“回来啊”。

　　杨澜：应该是以后再来的意思吧。

　　黄西：对，但第一次我没明白，我都快出门了，听到一句“回来啊”，还以为有什么事情呢，结果又折回了。然后那个人不得不耐着性子又跟我说了一句，客气地表示“以后再来”，我郁闷了：“我已经回来了，你怎么还问我呢？ ”

　　杨澜：现在想起来当年是很好笑，但是身处当时的环境，确实孤独而无助。

　　黄西：对，是我们比较痛苦的一个经历。最痛苦的当属语言上和文化上的障碍，还有一个就是不被别人接受的孤立感。

　　科学家精神“抖包袱”

　　杨澜：对于很多中国留学生来说，在美国读完博士，其实就相当于失业，要找一份工作非常非常困难。据说你也是很长时间待业在家，颇费一番周折？

　　黄西：我出生在中国吉林的农村，上世纪90年代去美国读书，那一年才二十四岁，是个标准的戴眼睛理科男。多年苦读熬出头，我终于拿到了生物学博士学位，并且运气也着实不错，不久之后就在大学的实验室里找到了一份正式工作，看起来，一个典型的美国梦似乎已经实现了。我记得当时做生物实验每天要用DNA注射200到400个青蛙卵，工作强度极大，忙碌了一天，晚上躺床上眼前都是青蛙卵在漫天飞舞，金星乱绕。为了调剂身心，那个阶段我在校报里边发表了一些幽默小品文，结果一个教我英语的老师读了后感觉特好奇，“没想到中国人还有幽默感。 ”

　　杨澜：美国人都认为中国人很严肃，讲不来笑话。

　　黄西：这就是一种刻板印象。2001年的某一天，当我第一次在一家俱乐部里看到美国的单口相声时，虽然没能完全听懂台上的笑话，可刹那间仍被莫名地深深打动了。我开始参加一些学习班，研究如何讲好笑话。

　　杨澜：作为一个科学家的训练，能够对你的单口相声、戏剧表演有什么帮助呢？

　　黄西：我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把很多事情都看作一种试验。其实讲笑话失败的几率非常大，我经常一口气写上十多个新笑话然后拿出去讲，最后能让大家笑一个就算不错了。

　　杨澜：你的承受能力还是很强的。

　　黄西：很多人受不了付出得不到回报，但我觉得哪怕有一个成了也是好的。我会针对让大家发笑的段子马上赶到第二个俱乐部再讲一遍，看看有什么地方仍需改进。

　　杨澜：所以科学让你有了一个接受失败的承受能力。

　　黄西：我后来跳到一家生物制药公司从事癌症研究，业余时间里，我始终尝试写作，并发表了一些笑话，想把自己经历过、也是许多中国留学生都普遍经历过，却很少被主流社会表达的可笑的、可悲的故事用幽默自嘲的方式传递出来。

　　杨澜：第一次真正在公共场合上台表演，跟你在台下与同事们开玩笑，肯定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你紧张吗？

　　黄西：当然紧张！我第一次是在一个小酒吧里开讲的，电视上正放着体育节目，有人在打桌球，有人在打保龄球，环境特别嘈杂。角落里设置好麦克风，当时可能只有七八个人在听，我讲了大概五分钟以后，有个老伙计跑过来说，“嘿，你说的可能挺有意思，但我听不懂。”原来我语速太快，口音太重！

　　下定决心专攻表演

　　杨澜：当一个人为生物化学付出了数十年计的努力之后，怎么还会想到要去做一件无法保证未来的事情呢？

　　黄西：我一个搞脱口秀的同行也跟我讲，黄西你表面上看很聪明，其实很傻，有生物化学的博士学位，有很好的工作，转行做什么脱口秀？

　　杨澜：你怎么自圆其说？

　　黄西：我开始只是作为一种爱好，下了班以后随便讲讲，后来竞争心理越来越强，总觉得美国人自己说的也不见得比我好，我身上还有更多的潜力可挖。在俱乐部里表演了大约半年多后，我赢了一次笑话比赛的一等奖，到现在我还记得，那天晚上冒着大雪开车回家的时候，那种特别激动的心情。作为一个移民，能以脱口秀的形式被美国的观众所接受，对我而言也是一种激励。有挑战才有刺激，挑战性越强，我越想坚持。

　　杨澜：是什么促使你下定决心，在脱口秀表演专业之路上前行无忌？

　　黄西：张纯如写过一本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书，她后来又出了《中国人在美国的历史》。我看了她的书以后感触很大，尽管这么多的中国人齐聚美国，可大家各顾各，有一份稳定工作就满足了，如果一个族群没有自己的声音，那将是很遗憾的事情。张纯如说，有这么多干技术活的中国人已经够了，我们需要的是从政，或者试水演艺界，亮一亮自己。她的话对我启发挺大，我逐渐产生了一种基于使命感的抱负。我不断试镜、参加比赛，抓住一切演出的机会，2007年的时候，我曾一度想过要放弃，相声事业不顺，加上孩子刚刚出生，我考虑是不是回过头去继续搞科研。当时我的很多中国同学已经在美国著名大学里当上了教授，科学界需要多一个黄西吗？我暗自思忖：华人教授有很多，不差我这一个，可美国的公共媒体上鲜少能看到亚洲人的面孔，中国人应该试着在其他领域里有所突破。秉持着这样的想法，我坚持做下去了，我认为这是有意义的。

　　杨澜：2009年，你被邀请到美国收视率最高、被称为喜剧节目之奥斯卡的《大卫·莱特曼秀》上表演脱口秀，多少美国喜剧演员奋斗了一辈子都没有机会上这个节目。但那天晚上美国观众惊异地看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华人面孔出现在莱特曼秀场上，他其貌不扬，一张口就是典型的中国式英语，然后，他貌似怯怯地挥挥手，张口一句：“嗨，大家好，我是爱尔兰人。 ”这一句开门红，让观众一下子接受了你，也开启了你成为全美知名单口相声演员的光明道路。

　　黄西：是，之后就人气高涨，演出邀约不断了。

　　自嘲是勇气是能力

　　杨澜：其实说到 《大卫·莱特曼秀》，还有全美电台电视记者那个招待会的视频，在网上的点击率都很高。你觉得其中哪些部分是经得起推敲，并且只有你能够做的？

　　黄西：说奥巴马的那段，可惜那天他没来，不然我会更搞笑。本来准备了很多有关奥巴马的段子，自己也觉得挺自豪的，因为在美国敢拿总统开玩笑的人可谓寥寥无几。后来我接到消息说他来不了了，真是特别失望，就增编了一些副总统、国会议员的笑话。

　　杨澜：中国移民的身份让你的一些笑话反响特别热烈吧？

　　黄西：我讲了一个债权债主的笑话，开讲之前的一两秒钟有点小害怕，因为当时美国的经济不景气，欠了很多外债，我担心讲完了以后大家会难受，没想到在座者听了纷纷鼓掌。看来美国人的心理接受能力挺强的。

　　杨澜：你的段子里到处都是自嘲，但这种自嘲不是自轻自贱以讨好听众的手段，而是另一种成熟的标志。黄氏幽默的精髓在于将亚裔移民的真实奋斗、心路历程、以及所面对的困境，通过一种崭新的面貌来吸引美国民众的眼球，激发他们想增加了解的兴趣。

　　黄西：自嘲是勇气也是能力，我想让美国人知道中国人还可以如此幽默。

　　杨澜：移民的身份有很多纠结的地方，决定留在异国发展已经够不容易了，而如何教养自己的第二代更伤脑筋。父母们想让孩子们学好中文，孩子们对身份的认同感却因文化冲突而困惑茫然。

　　黄西：事实的确如此。其实美国人对亚洲人了解不足，既使是在美国长大的亚洲人，也总被本土美国人视作外国人，这种看法就我而言实际上倒无所谓，毕竟我本来就是从中国来的嘛，但这对第二代、第三代移民的心理影响可就大了。所以我觉得第一代移民应该多给后辈讲一些个人经历，同时努力让美国主流社会了解、接受亚洲人的文化，这么一来华裔的生存环境会大为改善提高。

　　杨澜：你可以教儿子中文，但不仅仅是为了像段子里说的 “让他将来能够代表美国和最大的债主谈判”吧。

　　黄西：前提是他能当上总统啦。

　　杨澜：黄西说，幽默恐怕是他面对这个不完美世界的最好选择了，它是一种才能，一种性格，更是一种态度。如果你想步黄西的后尘，学说单口相声的话，我的建议是，要不先读个生物化学的博士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