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知道历史曾在此走过，　

　　留下了英灵化入树干而滋生。

　　在这首凄厉的挽歌中，穆旦向人们展示了战争、战争中人的命运以及自己对于生命的深层思考。

       而身为一名中国军人，他在自然的炼狱中直面了战争与死亡，却更加深信胜利的曙光，更加坚定生命的永恒与伟大，他的心灵在这场战争中经受了人间至痛的洗礼，更加纯简、澄净，而他诗作中回荡的悲婉与空灵，也正是对他那些“野花已在头上开满”的战友们，最深沉的祭奠。

　　天真诗人　不合时宜

　　在抗战最艰苦的20世纪40年代，穆旦的创作进入到成熟期，他的诗歌技艺精湛，成为了“当时最受欢迎的青年诗人”。面对中华民族的沉重、贫穷和苦难，穆旦看到人民虽然衣衫褴褛，血污浸身，但已在血与火中为摆脱屈辱而战。1941年，他在《赞美》中呐喊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走不尽的山峦和起伏，河流和草原，

　　数不尽的密密的村庄，鸡鸣和狗吠，

　　接连在原是荒凉的亚洲的土地上，

　　在野草的茫茫中呼啸着干燥的风，

　　在低压的暗云下唱着单调的东流的水，

　　在忧郁的森林里有无数埋藏的年代。

       1947年5月17日，参加堂姐查良锭与清华大学生物系教授沈同婚礼。左起：查良锐、查良铭、查良钊、查良锺、查良铮（穆旦）。资料图

　　它们静静地和我拥抱：

　　说不尽的故事是说不尽的灾难，沉默的

　　是爱情，是在天空飞翔的鹰群，

　　是干枯的眼睛期待着泉涌的热泪，

　　当不移的灰色的行列在遥远的天际爬行；

　　我有太多的话语，太悠久的感情，

　　我要以荒凉的沙漠，坎坷的小路，骡子车，

　　我要以槽子船，漫山的野花，阴雨的天气，

　　我要以一切拥抱你，你，

　　我到处看见的人民呵，

　　在耻辱里生活的人民，佝偻的人民，

　　我要以带血的手和你们一一拥抱。

　　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在《赞美》中，穆旦对祖国辽阔的土地、悠久沉重的历史、贫穷屈辱的人民进行着描绘，诉说着自己对祖国、对民族血肉相连、生死相依的热爱。他在深刻感受到时代苦难的同时，更看到了人民的奋起和民族的希望，他要去拥抱这一切，拥抱这片他爱的土地。

穆旦生前创作的最后一首诗《冬》（亲笔手写体）　资料图

　　时光匆匆，转眼来到1943年，穆旦自西南战场回国，随即经历了几年不安定的生活：在军队里从事英文工作，北上沈阳办报，又在中央通讯社、南京美国新闻处以及联合国粮农组织驻南京办事处等机构辗转工作，直到1949年8月，31岁的他进入了芝加哥大学，攻读英美文学和俄罗斯文学。在此期间，穆旦与夫人周与良结婚，并于三年后顺利取得了芝加哥大学文学硕士学位。

　　1952年底，已经毕业半年的穆旦拒绝了台湾和印度一些知名大学的邀请，排除重重阻力，携妻子周与良一起回到了祖国大陆。1953年初，穆旦欣然来到南开大学，担任外文系副教授。然而，等待穆旦的却并不若他想象那般美好。当时中国的当代文学写作格局已经历过一番天地变换，穆旦的诗与彼时主流文艺形态的规范相去甚远，因此他被有选择地忘却了。穆旦请爱诗的学生看自己过去的诗，学生们坦率地说，他们读得头疼，读不懂，不知所云。他们喜爱的是当时主流文化所颂扬的作品，这对穆旦的震动很大，他开始怀疑自己没有跟上时代。

　　穆旦对诗歌语言的驾驭能力十分出众，想象力的张扬与对诗歌题材的扩展亦不落俗套，但于后世来看，更加为他带来赞誉的却要数他赋予中国新诗的信念，一种更纯粹、更少教条、更根植于对生命的直觉和体验的信念。可是，在曾经的岁月中，这样的信念难免会为他带来一种不合时宜的无奈。

　　1955年，穆旦成为“肃反对象”，受到批斗审查，暂停了创作。1957年在“大鸣大放”的鼓励之下，他放下顾虑，一口气发表了九首诗，其中既有歌颂性的，也有讽刺性的。有一首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讽刺诗《九十九家争鸣记》，形象地刻画了“百家争鸣”会议上的众生相：单等作结论的主席、首先发言却毫无见识的小赵、讲话一向“正确”的周同志等等，五十个人争相发言却全都抱着投机心理。他在这首诗的最后写道：就这样，挨到了散会时间，我一直没有发言，主席非要我说两句话，我就起来讲了三点，第一，今天的会我很兴奋；第二，争鸣争得相当成功；第三，希望这样的会多开几次，大家更可以开诚布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