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长？保姆？统帅“文军长征”路

　　竺可桢原本可以在科学探求的道路上继续他的理想和事业。然而这位成绩斐然的科学家在1936年2月16日这一天突然停止了他18年的研究和已然开创的事业，走向另一段人生轨迹。

　　这一天蒋介石约见了他，要他去浙江大学任校长。在竺可桢看来“大学校长其职务之繁重10倍于研究所所长”，自己很难也不愿意应付繁杂琐碎的官场应酬和千头万绪的行政工作，更重要的是他不想放弃刚刚略有起色的中国气象研究工作。然而妻子的鼓励，同僚的一句“浙省文化近来退化殊甚，需一大学为中流砥柱”最终使竺可桢决定接受浙大校长职务，只是竺可桢要求任期半年，他实在是不忍放弃自己的专业与特长。

　　1936年的4月7日，竺可桢被任命为浙江大学校长。这一天天气并不好，他在日记中写道：晨雷雨。上午有雾。午有雷。下午四点见阳光。晚又雨。玉兰盛开，杏花落，寓中白樱花开。也许，这阴晴不定的天气冥冥之中也预示着竺可桢的浙大校长之路将会十分坎坷。

　　当时的浙大应该可以算是全国最破败的大学了：图书馆藏书稀少，只有六万余册；教师队伍更是堪忧，国文、中国历史、外国历史均没有教授担课，还不断有教授辞职离开浙大。

　　在竺可桢看来“教授是大学的灵魂”，“假使大学里有许多教授，以研究学问为毕生事业，以教育后进为无上职责，自然会养成良好的学风，不断地培植出来博学敦行的学者”。在这样办学思想的驱使之下，竺可桢开始广寻良才，尤其对合适的学者更是倍加珍惜。

　　竺可桢初到浙大时，有一位教授费巩，极有才子气，一度对竺可桢不满，开教务会时，当面冷嘲热讽：“我们的竺校长是学气象的，只会看天，不会看人。”竺可桢却微笑不语。后来，竺可桢不顾“只有党员才能担任训导长”的规定，认定费巩“资格极好，于学问、道德、才能为学生钦仰而能教课”，照样请他做训导处长。

　　竺可桢惜才之心使他获得了极好的口碑和声誉。他任校长期间的浙大，可谓群英荟萃，既有王淦昌、苏步青、谈家桢、贝时璋等国际知名科学家，又有钱穆、马一浮、熊十力、丰子恺等人文大师。

　　很快竺可桢的半年任期就要到了，在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的极力挽留下，竺可桢延长了“只做半年”的约期。就在一年后，竺可桢打算辞去校长之职时，历史已不容他重回气象研究领域，因为抗日战争爆发了，浙大与整个中国一样处在了风雨飘摇之中。1937年底，面对着岌岌可危的学校，竺可桢决定，领着全校一千多名师生走上了“西迁”流亡之路。

　　学校从杭州迁往浙江建德，再由建德西迁到江西，后又到广西宜山落脚，最后到达贵州遵义，这就是中国教育史上有名的浙大“四迁”。和学校一起流亡的还有全校的近两千箱的书籍和教学实验设备。上千名师生“驮”着一个学校，在烽火连天的夹缝中艰难前进，然而每到一地，竺可桢第一件事便是让学生们结茅架竹，搭屋建棚，图书仪器一箱箱打开，按时开课。学生们黎明即起，朝阳之下，漫山遍野，朗诵默读。颠沛流离，艰苦困顿的流亡生活因为竺可桢的坚持和执着成为许多学生一生中最难忘的时光。

　　在贵州安定下来之后，竺可桢率先在浙大施行了当时在国外普遍使用的导师制；每个星期浙大都邀请国内外一流的学者讲学，贵州的山沟一时间也因为这所大学和世界联系了起来。也就是在这抗战最艰难的岁月里，竺可桢提出了浙大的校训：求是--排万难冒百死以求真知。这也成为流亡中浙大精神最好的诠释。

　　1946年，在经历了整整8年半的流亡之路后，浙大在竺可桢的带领下安然地回到杭州。学校奇迹般地从原来只有3个学院16个学系的大学，发展壮大成7个学院27个学系的大学，成为当时全国最完整的两所综合性大学之一，这所主要服务地方的学校，在抗战硝烟中崛起为“中国最好的四所大学之一！”

　　然而浙大崛起之后的代价却是竺可桢离他的气象事业越来越远了，当年这位在哈佛大学气象专业以优秀论文获得博士学位的学者竟然看不懂一篇气象学论文了。在竺可桢的日记里，他遗憾的写道：“十年校长，已成落伍之气象学家矣！”

　　不愿做大学校长，却做了最好的校长，而且一干就是十三年。

　　1949年，竺可桢60岁了。3月6日，浙大学生自发为校长举行祝寿晚会，学生为竺可桢做了一面旗，上面写了4个字--浙大保姆，以表达对这位殚精竭虑的校长的崇敬与感激。然而竺可桢没有参加晚会，也没有接受一件贺礼，没有人会想到他正面临着人生的一次重大抉择。为了躲避蒋介石政府要求他去台湾的命令，竺可桢离开了精心耕耘13年的浙江大学，悄悄地去了上海，他对这个腐败至极、软弱至极的国民党政府彻底失望了。

　　浙大人没有忘记！说起老校长，浙大北京校友会陈锐军动情地说：“竺可桢校长永远是浙大历史上的第一人。”

　　鞠躬尽瘁，只为“科技强国梦”

　　新中国成立后，竺可桢被推选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承担领导全国科学事业规划和发展的重任。年近花甲的竺可桢毫不犹豫地挑起了这副重担，将下半生的全部心血都倾注到新中国的科学事业发展中。

　　在他的主持下，短短几年间，中国科学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研究机构由建院初期的16个增到44个，科技人员从219人增到2496人，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在繁忙的工作之余，竺可桢仍然坚持挤出时间，亲自到野外进行实地考察，获得第一手资料，以供科学研究所需。为了寻找治理黄河泛滥造成的洪水灾害的办法，竺可桢不远千里，率众沿黄河而上。虽因过度劳累和水土不服而病倒，但他仍坚持考察访问直到最后；为了考察水能、水利地质等自然资源、自然条件和经济状况，他又乘船由松花江顺流而下，东行西折北至苏联，行程数千里，穿梭在林海、草原、江河间，晓行夜宿，生活非常艰苦，他却毫不介意，感到其乐无穷；为了考察沙漠和海洋，年近古稀的竺可桢曾三次跑到沙漠，了解情况，指导工作，荒凉的腾格里沙漠和河套沙漠都留下他考察的身影。

　　“生命不息，工作不止。”这是竺可桢对周恩来总理作出的承诺，他也说到做到。1970年后，80多岁高龄、身体状况不佳的竺可桢仍一直忙于他的力作《物候学》的修订工作。《物候学》是竺可桢一生中的最后一部作品。此书一出版，畅销一空。香港《明报》有一篇文章评价说：“本书是历史文献结合科学观察的一部著作，把我国物候学带入了新的纪元。”

　　1973年春节刚过，竺可桢肺病复发住进医院，在医院里他仍然留心观察着天气的变化，并且记录自己的病态发展。写日记是竺可桢多年来一直坚持的习惯，现存的竺可桢日记从1936年到1974年，连续38年，1天未断，共计800多万字。直到他去世前一天，还用颤抖的笔记下了当天的气温、风力等。

　　1974年2月7日凌晨，当人们还沉醉在梦乡里之时，竺可桢这位杰出的教育家、科学家溘然离世。“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正是对竺可桢一生最好的诠释。他释放了他生命之火的最后一份光亮，然后安祥地睡去了。他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是为科学教育而献身的一生。他用毕生的精力实践他教育兴国、科学救国的理想，为祖国的教育、科学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中国青年网记者 刘敏慧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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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竺可桢：排万难冒百死求真知的一代宗师》（http://qclz.youth.cn/zhkz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