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时期的浮沉与抉择

　　刘鸿生是个精明的实业家，更是个热情的爱国者。在他的身上有着强烈的民族实业家的爱国情怀。

　　1937年卢沟桥的炮声震动了全国，也震动了刘鸿生。他积极参加上海抗敌后援会的工作，并担任伤病救济委员会和物资供应委员会总干事和中国红十字总会副会长。

　　为抗日，刘鸿生尽心尽力。尽管公司事务极为繁忙，他仍亲自过问物资募集、调度和伤员安置情况，事必躬亲，一丝不苟，并规定所有单据必须由他亲笔签字。因为刘鸿生始终坚信：没有国家的安定，企业的发展将是非常困难的。

　　随着战争的不断扩大，刘鸿生的企业遭受了巨大损失：华商上海水泥停滞、章华毛纺停业、大中华火柴停工、中华码头遭到破坏、华东煤矿限产缩支、银行业务收缩……他不得不面对何去何从的问题。

　　在上海即将沦陷时，刘鸿生向国民党政府提交了意见书，提出创设自由商港的意见。意见书代表了绝大多数民族工商业者的心愿，字字凝聚了他们为发展实业、振兴国家经济而深谋远虑的爱国热忱。然而，刘鸿生的满腔热忱换来的却是石沉大海。

　　为了躲避日本人的拉拢和威逼，以及对国民党政府的无尽失望，1938年6月的一个夜晚，刚满50岁的刘鸿生只身离开上海。

　　遥望浦东的一座座堆栈和码头、一座座工厂和仓库，禁不住潸然泪下，想到他所拼搏大半生的心血和财产即将落入日军之手，刘鸿生悲痛欲绝。他攥紧了拳头，愤愤地顿足道：“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在香港经过一段时间的修整后，刘鸿生决定重振旗鼓，在后方干一番事业，此时国民党蒋介石发来电报，邀请刘鸿生到重庆主持建立后方工业基地，刘鸿生意识到这对于他重新在内地发展事业是一股东风，同时也可能暗藏潜在的威胁。

　　但是，他仍然答应了，怀着对未来的期待，刘鸿生来到了重庆。

　　八年抗战，刘鸿生在重庆先后创办和投资了火柴厂、毛纺织厂、水泥厂等等实业，以惊人的毅力和苦干精神，在几乎一片空白的土地上创造出1000万元的企业，再次成为中国民族工业的“骄子”。

　　回到上海后，刘鸿生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善后救济工作中，妻子看到刘鸿生苍老的脸庞，对他说：“一转眼我们已快60的人啦。虽然经过八年苦难，总算熬出来了，以后我们可以歇一歇，享享清福了。你说是吗？”刘鸿生没有回答，只是似是若非地点点头。因为他看到刘氏集团的企业都已收回，大批的救济物资源源不断地运进来，正是大力发展实业的极好时机，他身上又奔腾起了一股创业热血。

　　但是，好景不长，美好的幻想随着美国商品的倾销洪水湮灭了，等待刘氏企业的是更沉重的打击。

　　美货泛滥的洪水尚未退去，通货膨胀又如一匹脱缰的野马冲进来。蒋介石发动内战后，财政赤字不断高涨，到1946年，已经到了钱财枯竭、民不聊生的地步。中国民族工业更是到了崩溃的边缘。刘鸿生被迫再一次避走香港。

　　上海解放后，周恩来派专人赴香港争取工商界人士返回国内，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作贡献。周总理的诚恳、坦率给刘鸿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切身地感觉到共产党与国民党确实有所不同。

　　刘鸿生在上海积极配合陈毅市长从事经济恢复和救济安置工作，为上海经济的复苏尽心尽力。尽管他当时身体状况很差，仍然带病坚持参加各项政治活动，先后担任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常务委员等职务。

　　1954年，刘鸿生代表刘氏企业集团正式向政府申请公私合营，纳入社会主义公有制体系，开始了他人生的一次重大飞跃。

　　有人问刘鸿生是否真舍得，他说：“作为一个资本家，确实有点舍不得；但作为一个民族资本家却又舍得了。……我是靠近70的人了，应该掌握自己的命运，几十年的艰苦创业，就是为了发展民族工业的理想。既然共产党倡导的社会主义是达到这个目标的最好途径，为什么我们不紧跟上去呢？等到国家发达了，民族兴旺了，我感到的只能是骄傲和幸福，没有什么舍不得的。”

　　1956年10月1日，这位曾对中国火柴工业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的爱国实业家，带着对祖国、对事业深深地眷恋，悄然离开了人世，享年69岁。

　　刘鸿生虽然走了，但他留给了后人一笔丰实的遗产。不仅仅是价值2000多万元的企业，更重要的是一个又一个企业成功的经营管理经验和他开拓进取、知人善任、坚定自信的企业家精神。　　

　　为了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为了民族的兴旺和发达，刘鸿生怀抱着“实业救国”的理想，在艰难曲折的道路上跋涉前行，不惧风雨，坚忍不拔，奋斗终生。

　　他将毕生精力献给了振兴祖国实业的宏伟事业，他所创办的企业至今还在造福祖国和人民。 （中国青年网记者　刘敏慧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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