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生的追求：“开创中国哲学的新篇”

　　1931年和1934年，对中国哲学界来说是两个特殊的年份，在这两年中，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上下卷出版问世。该书是继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之后又一部具有广泛影响的中国哲学史著作，代表了上个世纪30年代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最高水平。此书后来还被冯的美国学生卜德译成英文，成为现今西方人系统了解中国哲学为数不多的著作之一。在这部巨著中，他自称为“释古派”而与胡适的“疑古派”相区别。他着力论证了儒家哲学在中国哲学史上的正统地位。胡适称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为正统哲学史。为此书撰写审查报告陈寅恪则称“窃查此书，取材严谨，持论精确；今欲求一中国古代哲学史，能矫傅会之恶习，而据了解之同情者，责冯君此作庶几近之”。然而，冯友兰的想法不仅只是如此而已。

　　正当冯友兰在学术界声名鹊起之时，一场空前的灾难向中华民族袭来，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抗日烽火遍燃华夏大地，国家的现状对此时的冯友兰来说“释古”已经没有多大的意义，他也不愿只做一个哲学史家，不愿只循着历史“照着讲”，他还要“接着讲”，开创中国哲学的新篇，为中国文化找寻出路。

　　由于战事的紧迫，清华大学南迁昆明，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合并，组成西南联合大学，冯友兰兼任西南联大哲学系教授和文学院院长。1942年的昆明常有空袭，对于联大师生来说，跑警报是每天的必修课，师生们躲到乱坟堆中依然照常上课。据当年的校友回忆，冯友兰先生有一次站在弹坑里上课，意思是在废墟里也要上课，表达了一种不屈不挠的精神。

　　1963年，毛泽东（右一）亲切会见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左一）。 资料图

　　在抗战期间，冯友兰相继完成了《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合称“贞元六书”。南渡八年，冯友兰完成了他的哲学体系，也迎来了抗战的胜利。

　　然而，冯友兰的苦难还没有过去。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　冯友兰是文革中被批斗得最厉害的学者之一，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家被抄，后全家被赶出家门。冯友兰的学生李中华讲起冯先生刚动完手术就被拉去批斗的事情，“那时他已经快78岁，又有好几种病。我记得他有一次刚刚动了手术，前列腺肥大切除，排尿管挂一个瓶子导到外头来，在这种情况下他就被斗了，带着排尿管的瓶子，在北大的第二体育馆批斗，当时好像有中央一级的被批斗的人拉到这儿，冯先生陪斗。而且那是秋天，风很大、很冷。”1968年秋，冯友兰夫妇被允许回到自己的家里，算是宽大处理。

　　肉体上的折磨过去了，然而精神上的伤害更甚于斯，文革中冯友兰受到毛泽东的点名批评：“你们要学习帝王将相，就去找北大的简教授，要学唯心主义，就找北大的冯友兰教授。”简先生选择了自杀，而冯友兰先生却和弟子们淡淡地说，任务还没有完成，我不会自杀。冯友兰一生都把旧邦的革新看成自己的使命。于是，他始终想接着写，一生都在找出路，去探寻一个中国文化发展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