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天，北京市崇文区清洁队的掏粪工人正在工作，机械化的操作让他们只需要5分钟的时间，就能完成一个公共厕所的清掏任务。但在五十年前，掏粪工人只能背着粪筐，一桶接一桶地、挨家挨户地清理粪便。他们的工作繁重而肮脏，时传祥，就是这样的一名掏粪工，在那个年代，他是最勤奋最优秀的掏粪工人。

　　被人瞧不起的工作

　　时传祥早年的经历是苦难中国的一个缩影，1915年他出生于山东省齐河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4岁逃荒流落到北京城郊，受生活所迫做了淘粪工。时传祥每天工作劳累，工钱少得可怜，住的地方更简陋了，十几个伙伴跟一头驴睡在一起，那时的城市清理厕所主要靠人工来做，因而产生了“掏粪工”这一行业。时传祥的工作就是每天用粪勺挖、用粪罐提、用粪桶背、用粪车运，清理城里的粪便。

　　旧北京城的路非常难走，时传祥每天推着送粪的破轱辘车，由六部口到广安门，再到姚各庄、小井一带。他来回二三十里，常常是“一步三歪，步步打转”。无论刮风下雨，严寒酷暑，他都要每天往返4趟。工钱则少得可怜，一个月挣不到3块银元。他们住的地方更是简陋，13个伙伴跟一头驴睡在一起，即使这样的住所还时常待不住。他们常常是吃在马路上，睡在马路上，头枕半块砖头，一条破棉裤补了又补，穿了整整8年。

　　在旧中国，城里人的居家生活虽然离不开掏粪工，却又非常瞧不起这一职业。尤其是有钱人，常常把这些掏粪工蔑称为“屎壳郎”。掏粪工不仅受到社会的白眼，还要受行业内部一些恶势力的压榨和盘剥。时传祥在这些粪霸手下一干就是20年，受尽了压迫与欺凌。

　　有一次，他给京城的一个大律师家掏粪，干完之后想讨口水喝，谁知那家的阔太太竟然藏起了水瓢，盖严了水缸，让女佣人拿喂猫的盆子给他盛了一点水。日伪统治时期，粪霸逼他去日本兵营掏粪。进门的时候，他因为双手推着轱辘车，无法给站岗的日本兵摘帽敬礼，被日本兵用枪托和皮靴打得遍体鳞伤。日本投降之后，城里又住了美国兵，他们开着吉普车在街道上横冲直撞，有一次竟故意撞翻了时传祥的粪车，撞伤了他的腿。

　　这份工作无上光荣

　　1952年时传祥加入北京市崇文区清洁队。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市人民政府为了体现对清洁工人劳动的尊重，不仅规定他们的工资高于别的行业，而且想办法减轻掏粪工人的劳动强度，改善了运输工具。新中国给了他做人的尊严，时传祥感到了尊重与平等，对党充满感激。他竭尽全力带领环卫工人为市民服务，提出“工作无贵贱，行业无尊卑；宁肯一人脏，换来万家净”的口号。

　　时传祥为了干好掏粪工作，动了不少脑筋，也付出了比常人多的辛劳。老北京平房很多，老四合院里人口密度非常大，茅坑浅，粪便常常溢出来，气味非常难闻。他遇到这种情况，总是不声不响地找来砖头，把茅坑砌得高一些。

　　在那些年里，他几乎放弃了节假日休息，有时间就到处走走看看，问问闻闻。哪里该掏粪，不用人来找，他总是主动去。不管坑外多烂，不管坑底多深，他都想方设法掏干扫净。茅坑里掉进了砖头瓦块，他就弯下腰去，用手一块块地拣出来。

　　掏粪的工作又脏又累，对于身高1.85米的山东大汉时传祥来说，同样是个重体力活。他合理计算工时，挖掘潜力，把过去7个人一班的大班，改为5个人一班的小班，带领全班由过去每人每班背50桶增加到80桶，他自己则每班背90桶，最多每班掏粪背粪达5吨。

　　管区内居民享受到了清洁优美的环境，而他背粪的右肩却被磨出了一层厚厚的老茧。他用一颗朴实的心记住了一个道理：掏粪也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一部分。他以主人翁的姿态，以“搞好环境卫生，美化人民首都”为己任，肩背粪桶，走家串户，利用公休日为居民、机关和学校义务清理粪便、整修厕所。他把掏粪当成十分光荣的劳动，以身作则，以苦为乐，不分分内分外，任劳任怨，满腔热情，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