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耳,是每个中国人都耳熟能详的名字,雄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乐曲就谱自于这位天才音乐家之手。郭沫若曾赞誉他是“中国革命之号角”。聂耳23岁短暂生命中留下的乐章,奏响了中华民族解放的最强音,激励着一代代国人“前进!前进!前进、进!”
音乐与革命的启蒙
1912年2月15日,聂耳出生于云南玉溪一个贫苦的中医家庭。他自幼生性活泼,除了在校认真读书外,对音乐、戏剧、文学、美术和体育都有着广泛的爱好。1918年,聂耳就读于昆明师范附属小学。利用课余时间,他自学了笛子、二胡、三弦和月琴等乐器,并开始担任学校“儿童乐队”的指挥。1922年,聂耳进入私立求实小学高级部,1925年,考取云南省立第一联合中学。
聂耳上中学时,正值中国革命形势急剧变化的时期,中共云南地下党在学校开展工作,传播革命思想。聂耳从15岁就开始读马克思的论著,还写了不少读书笔记。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昆明也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1928年3月28日,聂耳亲眼目睹了共产党员赵琼仙老师英勇就义的情景。同年,聂耳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团省委负责人李国柱的领导下,参加了印刷散发传单、上街游行示威、到监狱里探望革命志士等活动,这使得他在血与火的斗争中不断成长。
聂耳从云南省立第一联合中学毕业后,进入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校期间,他与友人组织“九九音乐社”,经常参加校内外的演出活动。
为改造社会而生
1930年7月,他只身来到上海“云丰申庄”当店员,具体工作是采办、包装和寄发纸烟,由店里供给食宿,起初一段时间没有任何工资,生活是非常清贫的,但聂耳仍然坚持抽空学习英语和革命文艺理论。
到上海两个多月后,经玉溪老乡郑易里等人介绍,聂耳加入了党领导下的反帝大同盟,投身到反对帝国主义的行列中。后来有了一点工资,他就买了《音乐入门》和《口琴吹奏法》等书进行自学。
1931年3月,聂耳报考了黎锦辉主办的“明月歌舞剧社”,并成为乐队练习生。在歌舞班里,聂耳除了担任乐队伴奏外,还经常在节目中扮演各种角色。聂耳曾连续4天每天演出3场,全身大汗淋漓,但总共才得到6元钱的报酬。他在日记中写道:“资本家的剥削,着实无微不至啊!”,“细想一下,这种残酷的生活,也不亚于那些工人大汗淋漓地在那高温下机械地苦作。”
1932年“一·二八”事变,聂耳亲眼目睹了日本帝国主义在上海的侵略罪行。他曾经跑到战火弥漫的闸北一带拍摄照片,结果被没收了胶卷,还差一点被日军抓走。后来,他又领着歌舞剧社中的一些人,到前线去慰问英勇抗敌的十九路军将士。
同年4月,聂耳通过革命戏剧家田汉与党组织取得联系。在党组织的关怀下,他下决心用音乐这把武器为革命事业做出更多的贡献。这段时间,聂耳参加了许多社会活动,在报刊上写了一些关于电影和音乐的评论文章。7月22日,他以“黑天使”的笔名,在《电影艺术》杂志上发表了《中国歌舞短论》。文章指名批评了中国歌舞的鼻祖黎锦辉所宣扬的“为歌舞而歌舞”的观点,抨击了他为追求票房价值迎合小市民阶层的趣味,演出麻醉青少年的香艳肉感的歌舞。文章刊出后,马上在“明月歌舞剧社”引起了很大的震动。8月5日,社里召开全体大会,不许聂耳参加。有人还大骂他“吃里扒外,忘恩负义”。当时,聂耳在日记中写道:“我着实不该和这般没有希望的人去鬼混,我要做的事多着呢!我是一个革命者……”从此,他离开了“明月歌舞剧社”,另谋出路。
1932年,20岁的聂耳在写给他母亲的信中,回答他母亲向他提出的婚姻问题时很明确地说:“我是为社会而生的,我不愿有任何的障碍物阻止或妨害我对社会的改造,我要在这人类的社会里做出伟大的事业。”
茁壮成长的革命者
1932年9月14日,聂耳去报考国立北平大学艺术学院,但没有被录取,于是他又去向外籍教师托诺夫学拉小提琴。9月中旬,上海左翼剧联的负责人赵铭奕写信将聂耳介绍给北平剧联。北平剧联负责人于伶去云南会馆找到聂耳,让他为剧联办的《戏剧新闻》撰稿,并约他参加剧联的演出活动。之后,聂耳接连参加演出了《夜店》、《起来》和《血衣》等剧目。
10月28日晚上,清华大学毕业同学会为给东北抗日义勇军募捐,特邀剧联的“芭莉芭剧社”(俄语“斗争”的音译)到清华大学演出。当聂耳在舞台上用小提琴演奏《国际歌》时,台下有一部分右派学生起哄捣乱,还往台上丢石子,把担任钢琴伴奏的人都吓跑了。聂耳却鼓足勇气,在多数观众的鼓励和保护下,一直坚持把这首歌拉完,赢得了这场斗争的胜利。
在北平的这段时间,在党的直接领导下,聂耳参加了许多革命活动,党性有了进一步提高。期间他郑重提出申请,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但因时间仓促,来不及办理手续。北平剧联党组织专门写了一份聂耳在北平的表现情况,带给上海剧联,希望左翼剧联尽快为他办理入党手续。聂耳从北平回到上海后不久,就投入到党领导下的电影战线工作中。他先来到联华影业公司担任“场记”,并于1933年初由田汉和赵铭奕同志介绍,在白色恐怖最险恶的日子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