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房里永远飘荡着一股刺鼻的铅味，但工人们早就习以为常。他们穿梭在密密麻麻布满铅块的字架间：垫脚，昂头，抬臂，迅速准确地拣出一枚小铅块放入左手托盘；紧接着一个跨步，前腿弓，后腿蹬，又拣出一枚；再一个转身，姿势又变了……仰俯之间，移挪之时，手写稿件排成了可供印刷的铅字块。

　　直到上世纪80年代，这样的“群舞”，在中国任何一家印刷厂的排字车间里都可以看到。而如今，它早已被封存在人们的记忆里。贾坤曾是人民日报社印刷厂的一名排字工，后来升至印刷厂厂长，如今已退休20年了。耄耋之年的他，步履蹒跚，须发洁白，那双眼睛却是炯炯有神，当年他正是凭这双“火眼金睛”，屡屡斩获排字竞赛第一名。“以前你手里拿的那书，隔两三米，上面的字我都看得清；现在，”他摆了摆手，“不行喽！”

　　“排字”是传统排版工艺的一个工种，是对我国古代活字印刷术的继承与发展，活字的材质不再是泥坯或木块，而是用金属铅铸造，故称“铅字”。直到上世纪80年代，被称为“铅与火”的排版技术在中国印刷业占据着重要地位，排字工被尊称为“排字先生”。

　　改一个字，后面的铅块都得移

　　“贾师傅！急活儿！”每当贾坤听见这样的喊声，他就知道又有突发新闻或者需要临时改动的地方了。贾坤是一把干活的好手，年纪轻轻就做了车间主任，专盯夜班，其辛苦不言而喻，他却一脸荣耀：“当车间主任没有不当夜班的，因为当天的重要新闻，还有一些重要文件，经常是赶在夜间印刷。”

　　夜班工作责任重大，为保证质量，一篇稿子会被分为几部分，重要内容由经验丰富的老工人负责，然后依次排下来。“我们这些排字工在工作的时候，眼里只有字，有时候都排完了，脑子里却不记得文章写的是什么。”

　　“排字车间很大，那架子，有1.5米高，上面插满了铅块。什么尺寸的都有：一号字、二号字、三号字……《人民日报》那时候用五号字，标题要用大号的。甭管你要什么样的，都找得到！”贾师傅让记者坐下，自己却站着比划开了，“找起字来，各人也有各人的特点，特别是女同志就跟跳舞似的。”别看贾师傅走路不太利索，可比划起排字来，好像换了个人。“有时候那字靠下，你还得来个卧鱼（京剧身段）！”说着他就利索地表演了一个，很是投入。

　　如果说追新闻拼的是速度和质量，那么和编辑打交道，要的就是耐心，这更让贾师傅难以忘怀。那时排版工艺繁琐，编辑要先画好版式，再由排字工按版式把上万枚铅字拼入一个字盘。遇到少见的字，排字工就得现场在铅坯上刻字。初稿排好后，打印成纸制版，交由编辑审阅。遇到重要新闻，编辑要再三斟酌，删减、增补，甚至大段大段重写。编辑笔尖的一次勾画，都会给排字工带来巨大的工作量。“那时候，改动内容可不像现在，在电脑上敲敲打打就成了，排好的字盘中间一改，连带着后面的铅字块都得移。”有人把这形象地称为“多米诺效应”。在这一效应下，编辑和排字工就成了“最亲密的敌人”。“编辑和排字工的感情可复杂了！编辑要精益求精，我们得支持。虽然有矛盾，但终归是一个战壕里的弟兄！”贾师傅说。

　　落后是羞耻的事

　　贾坤出生于1933年，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自幼丧父，家境贫困。14岁时，他在《华北日报》当上了排字工。头3年当学徒，烧火、倒水、跑腿儿的事没少干。厂里的前辈都是师傅，每天上班，师傅们一溜排开，各自在一个架子前头忙活，学徒们就在一旁打下手。师傅们对刚进厂的孩子，大都比较照顾。“我们车间主任叫王福，对职工很好。他看我年龄小正在长身体，私下总给我一些糖饼吃。工作时，他也常吆喝我‘上去试试！’学徒能多点机会上机器练手，是非常难得的。”60多年前师徒间的点滴细节，贾师傅记得清清楚楚。

　　进厂之前，贾坤读过几年私塾，认得几个字。但在印刷厂这个终日与文字为伍的地方，文化水平就成了最大的障碍。“开始照猫画虎地摸索，后来我就逼着自己背了一整本字典。”一年多以后，好学的贾坤脱颖而出，成了独当一面的熟练工。1949年，《人民日报》接管了《华北日报》，贾坤成了中国第一大报——《人民日报》的一名排字工。

　　为了提高工人们的技术水平，厂里每个月都要进行排字竞赛，不仅比快，还比准确率，气氛特别紧张，赛后公布排名，贾师傅几乎次次第一。但看着那些总摸不着门道的学徒，他也替他们难过。“有个学徒次次倒数，速度质量都差，学习慢，路子、步法也不对，所以每次压力大得直哭。但就是这样也熬过来了。”

　　“那时候这工作是铁饭碗，进来了基本上就不轻易让你走，所以可能那个时候的压力跟现在你们年轻人不一样。我们当时的压力就是自尊心，因为落后是很羞耻的事。”贾师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