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医学界，有这样一位学者。他以近50载韶华致力于针灸研究，用神经科学的最新理论和方法探索中国传统针灸和针刺的镇痛原理，为神经科学发展提供了新思路，扩大了中国医学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也让西方人对中国传统而神秘的“针灸”刮目相看。

　　他将针刺疗法的科研转化为高科技的医学成果，一台携带方便、经济实用的“韩氏治疗仪”在镇痛、戒毒、孤独症患儿治疗、提高试管婴儿成功率等诸多领域表现出喜人的治疗效果。

　　他就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神经科学研究所名誉所长、我国疼痛医学开创者韩济生。2011年11月，韩济生院士获得中国医学界最高级别的个人奖项－－吴阶平奖，以表彰他在针刺原理研究、疼痛医学和神经科学方面的卓越贡献和成就。

　　韩院士非常忙，“抓”住他采访十分不易。　韩济生虽已84岁高龄，但身体特别好，耳不鸣，眼不花，在接受中国青年网记者采访时，说话铿锵有力，他的逻辑思维很强，完全不像这个年纪的人。半个世纪的科研路，他在针刺麻醉、疼痛医学、戒毒治疗等领域硕果累累，这位跨世纪的医学先锋的故事能给青年人带来诸多启示。　

　　从医是父命　针灸是缘分

　　1928年，韩济生出生在浙江省萧山县城厢镇一个医生家里。父亲从外国传教士那里学得一点浅显的医学知识，行医谋生。他希望自己的儿子长大能真正学医，有更大的本事普济众生，于是为孩子起名“济生”，其中饱含了父辈的深深期望。

　　1937年，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践踏了中国大地。敌机扔下的炸弹在萧山宁静的街道和白墙黑瓦的江南民居中爆炸，无辜同胞的鲜血在一个九岁男孩的心灵中刻下痛苦的烙印，他也在小小年纪就和家人一起开始了“逃难”生涯。不久，母亲得了胆囊急症，不治身亡。国耻家仇，铸就了他倔强的性格及自立自强的决心。

　　抗战结束了。为了念及父母取名“济生”的初衷，在考取了浙大化工系、交大纺织系和上海医学院医疗系后，他违反了很多亲属的意愿，执意走上了学医的道路，渴望做一名医生，特别是做外科医生，真正能“起死回生”，“普济众生”。这是韩济生人生第一个选择，而“普济众生”也成为他毕生的追求。

　　1947年到1952年期间，在上海医学院学习的五年是韩济生一生中知识积累最高效的五年。尽管做一名外科医生是他的愿望，但由于建国初期国家需要创建很多医学院，急需大量基础医学师资，他所在的班被指定只能在基础医学科目中选择就业志愿。于是，“服从祖国需要不作任何选择”的他进行了人生中的第二次选择，即放弃了个人的兴趣，选择了生理和药理专业，他被批准到大连医学院生理教研室吴襄教授主办的生理高级师资进修班学习。从1952年离开上海到1962年来北京，短短十年中，他经历了五次调动。1965年是韩济生人生中的一个新的起点，它真正决定了他未来的科研走向。

　　上世纪50年代后期，我国在广泛应用针刺穴位的方法为患者止痛的基础上，有的医生做扁桃体摘除手术前先给患者进行针灸，使手术过程中患者基本不痛。后来，手术范围扩大到甲状腺摘除、肺叶切除……于是词典上出现了一个新名词：针刺麻醉。

　　针灸能替代手术过程中的麻药？消息传到国外后，很多国外元首纷纷要求参观。然而，事实虽然摆在眼前，现代医学理论却不能解释“针刺麻醉”的原因，我国的医生也说不出其中的奥妙。1965年，周恩来总理指示卫生部组织力量研究“针刺麻醉”的原理，领导希望韩济生能担起这项任务。但是针灸，对从事了12年基础研究的韩济生是很陌生的。况且，“针刺麻醉”的原理还从未有人用现代医学的理论和方法系统探索研究过，其中的难度可想而知。为了完成周总理的嘱托，凭借执着的科学探索精神，韩济生毅然接下了任务，带领同事和学生从零开始，对针刺麻醉开展深入全面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