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是由深圳市政府和清华大学共同出资建立的科研院所，该研究院曾经用“四不像”来形容自己:既是企业又不完全像企业，既是事业单位又不完全像事业单位，既是研究机构又不完全像研究机构，既是大学又不完全像大学。然而就是这么一个“四不像”，却在短短15年间达到资产20多亿的规模，并孵化出600多家高科技企业。
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并非个例。
近年来，我国涌现了一大批新型研发机构，这些研发机构通过体制机制和管理创新，在开展科技研发、促进科技与经济结合、成果转化、培育创新人才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
发展迅速
12年前，为推进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所开创的研究，几名科研人员离开国有科研机构，创办了一家全新的科研机构。12年后，这家研究机构几乎成为基因组研究领域的一个奇迹:科研人员由不足10人增加到近4000人；每个月至少在《自然》、《科学》、《细胞》等国际一流期刊上发表一篇论文，且论文数及引用率位列国内第7。这家科研机构便是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高效率的创新使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为中国和世界基因组科学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奠定了中国基因组科学的国际领先地位。
进入21世纪以来，受到多重因素影响，类似于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以及华大基因研究院的新型研发组织不断涌现。
“与传统研发机构不同，新型研发组织一般由企业、高校、院所参与并按约定共同出资建立，没有固定模式，是在当地产业结构基础上应运而生，将创新链与产业链对接。这类‘去行政化’的新型研发组织在当地科技和经济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日前发布的一份报告这样写道。
科技部办公厅调研室主任刘琦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和传统研发组织相比，新型研发组织有四点明显的不同:一是这些新研发组织是按照一定章程和理事会治理模式发起成立的，是去行政化的。二是研究机构的定位有着明确的使命导向和超越意识。三是利用灵活的机制组织配置各方资源，以联合共赢方式争取各方支持，朝着既定方针，实现快速成长。四是以科学的评价形成正向激励来选人用人。
“无论是定位于基础研究，还是定位于技术前沿探索和应用，这些新型研发组织都以发展需求为出发点，形成了符合科技发展规律的运行机制。这些举措都使研发效率和科技服务社会的能力大大提高。”刘琦岩表示。
资料显示，我国新型研发组织快速发展，数量快速增长。仅江苏一省，2010年以来就先后启动了9个省级产业技术研究院的建设。浙江省围绕经济发展需求引进共建了一批创新载体，如清华长三角研究院、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浙江加州国际纳米技术研究院、中国纺织科学研究院江南分院，以及浙江现代纺织工业研究院、浙江省海洋开发研究院等。陕西省依托西安交通大学、电子科技大学、西北大学、陕西科技大学、建筑科技大学、西北工业大学建立了六个工业技术研究院。除服务产业发展需求外，还出现了许多机制灵活的致力于基础和前沿研究的科研院所，如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深圳光启高等理工研究院、华大基因等。
加速成果转化
“与传统研发机构不同，新型研发组织的主要特点在于组织和运行机制的创新性，以及适应研发机构发展形成新的管理制度，从而带来业务方向和发展方式的独特性。在体制机制创新基础上，新型研发组织普遍建立了研发成果向产业化转移的机制，通过科技成果转化支撑产业和区域发展，是新型研发组织典型特征之一。”业内专家对新型研发组织给予极高的评价。
昆山，我国著名的外贸出口第一县，但是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猛烈冲击。为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昆山市决定建立工业技术研究院，重点围绕昆山产业特色，开展技术应用研发和公共技术服务活动，确立了机器人、小核酸生物医药和新型平板显示技术、物联网四个自主研发领域，成立了智能机器人工程研究所、工业机器人研究所、小核酸生物技术研究所、新型平板显示技术中心和感知技术研究所，引领着昆山未来产业方向。2012年10月，工业技术研究院被科技部评为第四批国家技术转移示范机构。
浙江绍兴纺织业形成中小企业集聚的块状经济，但是研发能力极弱，产品附加值低，在政府的引导下，轻纺科技中心与浙江理工大学、浙江大学联合，共同成立了浙江现代纺织工业研究院，为企业解决了大量共性技术难题，也促进了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移转化，对企业的转型升级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与此同时，新型研发机构已经不局限于服务科技创新活动的某个环节，而是逐渐演变成从上游源头创新到下游产业化的全产业链创新体系。深圳光启高等理工研究院一方面选择保持源头创新的活力，成立两年来完成了超材料领域1229项底层知识产权覆盖，占全球超材料领域知识产权申请量的80％以上；另一方面打通成果产业化的路径，建设了世界首条超材料研发中试生产线，建成后将实现年产值约5亿元；还牵头成立了“深圳超材料产业联盟”，与华为等企业合作建立超材料研发基地，带动千亿产值规模的产业集群。
“开放性是新型研发组织的共同特征。不论是以基础研究为任务的科研院所，还是服务产业发展的产业技术研究院，都形成了集聚国内外创新资源、产学研相结合的创新体系。”中国科技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陈宝明说。
在业内，让人津津乐道的还有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的领军人王晓东，是美国科学院最年轻的院士之一，从26个候选者中选出，还带动了一批实验室主任等归国。而深圳光启高等理工研究院的首任院长刘若鹏年仅26岁，是广东省当年首批引进的12支海外创新团队之一。产业技术研究院在运作过程中，更是实现了大学、科研院所与企业的优势互补。
研发组织体系仍待完善
新型研发组织是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突破和探索，但是在形成和发展中仍然存在许多问题。
“从根本上来看，这些‘新型’研发组织的产生和发展，在机制和效率上有所改进，但是仍然受制于政府资金的投入和管理方式。”陈宝明告诉记者。
“新型研发组织的产生源于经济和社会发展对科技创新的巨大需求，并成为各地方建设研发机构的主要方式。对新型研发组织的产生和发展采取视而不见或墨守成规的处理方式都是不恰当的，对于新型研发组织，应在尊重多元化发展的基础上，通过政策引导和促进发展，使其成为实施科技体制改革的重要方面，打造我国新型产业技术研发体制和引导现代院所制度建设，从而逐步建立和完善我国的现代研发组织体系。”陈宝明表示。
有专家认为，新型研发组织在体制机制创新、推进科技与经济结合、引进优秀人才等方面都有较大创新，是我国经济发展到新阶段、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必然产物，但是其发展还存在制度保障以及政策支持方面的一些障碍，比如广东省就提出新型研发组织在申请国家项目、参与承担国家科技计划上还存在“内外有别”的尴尬，福建省则反映新型研发组织的法律地位尚不明确，缺乏持续性的激励政策体系。
在陈宝明看来，促进新型研发组织的发展，一是要完善法律基础，为研发组织的改革和创新开拓空间；其次要加大对研发机构创新和发展的政策支持力度，尽快制定和完善普适性的税收优惠政策、配套服务设施、引进人才政策等，另外考虑以采购公共技术服务的方式来支持研发机构的发展；三是加强新型研发组织组建和运行经验的总结和推广，推动现代研发组织体系建设。
刘琦岩则表示，目前我们正处于现代院所建设的中间阶段，大量新型院所涌现，传统院所也在探索新的发展道路。对于这些变革，我们要以开放的心态面对，赋予它们发展的自主性和灵活性。在新型研发组织发展方面，对于它们的最初组织形式、最终结构我们都可以不加以限制，让它们在市场中根据需求自己选择、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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