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世纪20年代，陈寅恪的传奇故事一直流传在清华园里。当年，清华上下都叫他陈寅恪（què）先生。然而在不少字典里并没有“恪（què）”的读音，有人请教他：“为什么你不予纠正呢？”陈先生笑着反问道：“有这个必要吗？”他似乎更希望人们关注他的学问和研究。

梁启超极力举荐的传奇教授

　　清华大学的初期发展，离不开1925年成立的“清华国学研究院”，该院著名的四大导师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主张“中西兼容、古今贯通、文理渗透”，形成了著名的“清华学派”和“清华学风”，对清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四大导师中最晚到校的陈寅恪，在当时却并不出名。

　　据说，当时为了推荐陈寅恪，梁启超还曾与清华校长有过一番舌战。校长说，陈寅恪一无大部头的著作，二无博士学位，怎么能够胜任呢？梁启超说：“没有学衔，没有著作，就不能当国学院的教授啊？我的著作加到一起，也没有陈先生三百字有价值。”那年，陈寅恪刚年满36岁。

　　一年后，陈寅恪的身影出现在清华园里。陈寅恪的博学让全校师生们叹为观止。他在课堂上讲授的学问贯通中西，他在课余分析各国文字的演变，竟把葡萄酒原产何地，流传何处的脉络，给学生讲述得一清二楚。他上课时，连清华的教授们也常来听。有人称他为“活字典”，也有人称他是“教授的教授”。

　　当年的华北学术界分成两派，一派是本国培养的学者，另一派是有留学经历的。但不管是哪一派，谁都不敢瞧不起陈寅恪，这在学术界堪称传奇。

平生只有一张文凭的学术大家

　　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不要孩子应科考、求功名，在陈寅恪13岁时就把他和哥哥送去了日本。自小博闻强记，打下坚实旧学基础的陈寅恪，因此并行不悖地接受了西方文化。

　　后来陈寅恪因病从日本回国，考入复旦公学。陈寅恪成绩优秀，掌握了德语、法语。两年后毕业，他带着复旦公学这平生唯一的一张文凭，登上了去西洋的轮船。

　　陈寅恪终生背负着家、国的使命。他辗转游学16年，从德国到瑞士、后又去法国、美国，最后再回到德国。他学物理、数学，也读《资本论》。16年里，他总共学习了梵文、印第文、希伯莱文等22种语言。

　　陈寅恪在德国读书，却不要学分。陈寅恪说：“考博士并不难，但两三年内被一个具体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不求博士文凭的陈寅恪，却形成了自己宽阔的学术视野。

　　陈寅恪发现，在世界学术中，中国文化的地位很高，跟当时中国地位低下的现实完全相反。他后来明确主张中国学术应“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就是以这样一种感受作为基础的。

　　陈寅恪有着深厚的国学根底，也接受了严格的西学训练。当时中国学术正处在逐渐向国际学界转轨，陈寅恪开辟了一个崭新的领域－－对不同民族语文与历史的比较研究。

　　每逢上课，陈寅恪总是抱着很多书，吃力地走进教室。他的讲课旁征博引，只要是从国学院毕业的学生，都成了后来的大家。其中有语言学家王力、敦煌学家姜亮夫、历史学家谢国桢、考古学家徐中舒、文献学家蒋天枢等等。

令牛津大学虚位以待的中国学者

　　之后，陈寅恪把目光投向了魏晋南北朝和隋唐，也就是学界通称的“中古史”。这是陈寅恪第一次学术转向。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的22天，日军逼近清华园车站，北平即将不保。85岁的父亲陈三立因绝食五天后过世。

　　陈寅恪由于高度近视，又用眼过度，右眼视网膜剥离，为了离开沦陷区，他失去了复明的希望。在为父亲守孝49天后，陈寅恪右眼失明。他携妻将雏，踏上了流亡之路。此前，陈寅恪把他的藏书寄往将要去的长沙，几经辗转，这些书竟悉数被焚毁于战争的大火中。

　　陈寅恪做学问喜欢做“眉批”，眉批上写满了他的思考、见解和引证，这是他学术研究的基础。书烧毁了，而他随身带着的书，也被盗走了。他以后的学术研究，只能依靠记忆了。

　　“家亡国破此身留，客馆春寒却似秋。”就在几乎没有参考书籍的情况下，陈寅恪撰述了两部不朽的中古史名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在中古研究里面，他注意到的若干解释中古中国的架构和因素，至今仍是很多研究者绕不过去的课题。比如对于文化种族的关注，对于家族的关注等。陈寅恪是一个了不起的学者，他开创了一个研究的范式。

　　陈寅恪写书的种种细节，至今仍被后世记忆着。有一次邻居邓广铭看见陈先生躺在床上呻吟，说我要快死了，我这个身体快不行了，我坚持不住了。但是他又说，我不写完这两稿，我不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