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弹一星”精神激励和鼓舞了几代人，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在上海浦东新区上钢新村街道济阳三村小区里，居住着82位曾参加过我国“两弹”会战的原二二一厂的功臣们，他们最大89岁，最小75岁。人们亲切地将他们居住的小区尊称为“两弹村”。

　　2002年，在“两弹村，”这群执着追梦的核工业人成立了一个特殊的集体——“蘑菇云”党支部，与当地街道共同创建了“两弹一星”爱国主义展览馆。他们担任讲解员，传承“两弹一星”精神。

　　这座100多平的展览馆挂满了老照片与老物件，围绕《光辉历程》《激情岁月》《金色晚年》三个主题，生动记录了从1959年到1992年间，80多位热血青年把自己最宝贵的青春年华献给祖国核事业的激情岁月。

　　“年轻人就应该志在四方，到祖国最需要、最艰苦的地方去。”原核二二一厂质检处、生产处处长陈栋标在毕业时，仍记得周总理在北京作报告时的一段讲话。后来，作为第一志愿，陈栋标同同学们一起从东南沿海来到了西北青海。

　　“那时，我们还不知道要去干什么，只知道国家需要我们。”原核二二一厂二分厂党委副书记、“两弹一星”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党支部书记陈福良在采访活动中回忆了参与“两弹”会战的艰难处境。

　　青海高寒缺氧，很多同志对高原气候很不适应。“当时，尽管已做好了吃苦的准备，可条件之差还是超出预料。”原二二一厂公安局局长陶瑞滨回忆，“一到西宁，高原反应就给我们一个下马威，鼻出血、心发慌、头晕目眩、呼吸困难、走路气喘。进入基地，人更是整天昏昏沉沉，躺下睡觉时头胀痛，身体火烫，像在发高烧。”

　　许多南方人更不习惯高原的衣食住行。“饭煮不熟，都夹着生心。”陈福良说，那时物资匮乏，青稞做的黑馒头和土豆是我们的主食，大米每人每月只供应3斤。由于来不及盖房，许多人住的是半地上半地下的窝棚，毛毡往地上一铺就成了床。食堂是一间帐篷，春天风沙大，从食堂打饭回宿舍，往往饭上盖了一层沙。

　　为了自力更生造出“争气弹”，许多人不分昼夜地工作。当时在设计室工作的王钰德说：“方案想了又想，图纸审了又审，实验数据算了又算，决不肯因为自己的一个小小失误而影响整个事业的成败。每天晚上，整个办公大楼一片灯火通明。“晚上9时，接送上下班的班车来了，无论司机怎样按喇叭，谁也不愿放下工作。”

　　“然而就是在这样艰苦的工作环境下，我们硬是靠大会战，解决了一个又一个的难题，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的技术难关，研制出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陈福良说，这是一件扬眉吐气的事，我们把腰杆挺起来了。

　　一切为了核事业，老一辈核工业人把生命中最有力、最热情的部分交给国家，把人生中经历的遗憾和酸楚留给家人和自己。

　　原核二二一厂二分厂质检科长、“两弹一星”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负责人许震贵笑言，“因为保密条例，那时候谈恋爱要经过层层审批。”许震贵在青海工作三十年，父母和孩子在上海生活，他几乎很少回家。他总说，生了子女，除了寄钱，没对他们负过任何责任，“开家长会，老师都疑惑，爸妈去哪了？”

　　“但是如果再次选择，我还是会选择这项事业。”陈福良说。

　　许震贵介绍，“两弹一星”精神展览馆创建至今，累计参观者达到15万余人次，被上海市政府命名为“国防教育基地”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这群执着追梦的核工业人通过这样的方式，展开了一场信仰的对话。

　　一些社区居民问：“你们这些共和国的功臣，退休后还忙忙碌碌图个啥？”他们乐呵呵地说：“年轻时我们建设祖国，现在我们依然能奉献，希望后来人将‘两弹一星’精神传承下去、发扬光大。”（中国青年网记者　刘尚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