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云南行医扶贫15年的“当代白求恩”夏爱克,“莫道己长,施恩勿讲”,低调得超乎想象,他一再表示不愿接受采访。

　　在记者多次争取后,他终于接受“微信采访”。一旦定下来,他对待每一个问题,认真得同样超乎想象,让人肃然起敬。

　　“中国扶贫给我非常深刻的印象”

　　记者:是什么让您在中国偏远落后山区坚持了15年?

　　夏爱克:第一,中国朋友真诚、热情地接受我们老外。第二,德国朋友的支持和鼓励。

　　中国朋友的真诚、热情,不仅让我感动,我太太也很感动。对我太太来说,离开德国一直都不是件容易的事。2003年,我们打算回德国一趟,刚好是“非典”时期。我太太很想家,犹豫回去后是否还回来。鹤庆人民医院的施院长专门来我家,很热情地希望我太太再来鹤庆,她很感动,不再犹豫了。

　　随着我们对中国朋友的感情越来越深,每次回德国,都期待再回到“第二故乡”。而且我中文水平慢慢提高了,培训质量和效率也在提高,教学方法越来越合适,各家医院的邀请越来越多,我感到在中国我有用武之地。

　　记者:您在中国的15年,哪些变化让您印象深刻?

　　夏爱克:首先是新农合。在我职业视野里,新农合是中国很重要的进步。在县级医院,新农合之后患者数量是原来的三倍。为什么?难道现在疾病发生率比以前高了吗?当然不是!这是由于新农合让农民都能得到医疗服务,有病愿医、能医了。

　　还有交通。我们最初到鹤庆,整个县只有一条由南到北的柏油路,下乡镇的路都是“苞谷路”,到村子里的都是土路。现在县内有高速公路!开始的时候私人都没有车,现在车多得都有堵车现象了!

　　中国发展太快了!15年前在鹤庆,大家都说一辈子不可能去国外旅游。现在我在微信上看到,越来越多朋友分享他们国外旅游的信息。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了德国,超过了日本,也会超过美国的,真的非常厉害!不过,那么高的发展速度全都好吗?肯定不会。为什么有那么多山寨?为什么大家都喜欢买进口的产品?这是发展过程中的矛盾,我希望越来越少。

　　不管怎样,中国人应该更自信。当初在鹤庆时,每当听到有人说“我们太落后了”,我会感到不舒服,因为在我看来,每个地方都有很多宝贵的东西值得珍惜,不应有自卑情结。事实上,中国的扶贫就很了不起,给我非常深刻的印象。

　　记者:您为什么还是回德国了?

　　夏爱克:有多方面的原因。最重要的是我太太。她跟着我来中国15年了,想回德国发展她的专业。为了公平,在红河服务到期后我应该陪她回去。第二,孩子从国际学校毕业了,要回德国上大学。第三,我父母老了,可能需要帮助。

　　但我真的不想离开红河,舍不得!心里很难过。

　　“我尝到了集体社会的好处”

　　记者:您能想到吗?我在云南采访时很多人为夏医生感动得落泪!

　　夏爱克:我在云南收获的比我奉献的肯定多。刚到鹤庆,虽然我对中国的语言和文化了解很少,但本地医护人员从第一天就接纳我们,很自然地让我感觉到属于他们的单位。无论有什么活动,都邀请我和家人参加,如中秋节、过年、民族节日、寺庙活动、结婚和葬礼、杀猪、房子上梁等。

　　我尝到了集体社会的好处。我记得,在鹤庆县医院麻醉科上班时,有一天一位护士带来一块饼干,大小不超过手掌,但她依然分享给两个医生、四个护士。

　　在中国的经历使我视野扩大,让我发现在自己的想法之外,也有别的一样好的想法。这叫“殊途同归”吧。

　　我问农民的孩子有什么梦想,她们经常说好好读书,毕业后找工作,照顾父母。这样的孝顺也给我深刻的印象。

　　我对中国的看法改变了,对德国的看法也改变了。我比以前更感恩,既感恩德国的教育和医疗服务,也感恩中国给我有意义的工作机会,自我满意度比以前大了。

　　“别让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

　　记者:您影响了很多人,还有没有遗憾?

　　夏爱克:决定到中国时我的梦想和愿望很大,后来发现自己能力很小。很遗憾的是,开始几年语言能力太差,对中国文化了解太少,人际关系不够。

　　第一次回德国前,鹤庆县医院的施院长说:你的服务态度比医术对医护人员的影响更大。有一天,我发现医院在外墙写了新的口号:“努力为病人提供像对自己母亲一样好的医疗服务!”施院长很骄傲地告诉我,医院领导新的名片后面都印上了这句话。这叫“以身作则”吧!

　　记者:为什么您做了好事不喜欢跟人分享?

　　夏爱克:别让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事。我认为没做任何特别的事,只是做了应该要做的。我太太和我都是比较内向的人,不喜欢被太多的注意。

　　记者:您一直在帮助别人,为什么自己遇到困难从不要求别人帮忙?

　　夏爱克:自己能做的我要自己做,因为这也是个学习过程。不过我得到了中国朋友很多的帮助,遇到困难不需要说出来,朋友们已经发现了。

　　“百姓叫我德国白求恩,我孩子有点骄傲”

　　记者:您了解白求恩吗?在医护领域,您有没有特别欣赏的人?

　　夏爱克:跟老百姓交流,他们常说:“你是德国的白求恩。”在中国每个孩子都学习他的故事。我孩子上小学也学过,他们后来好几次听老百姓叫我德国白求恩,他们有点骄傲,但想得不太多。他们知道我们是那边唯一一个外国人,所以也没有对比。

　　白求恩好像是毛泽东的朋友,很有名。我认为还有很多为国家奉献了生命的人没有被纪念,有点可惜。

　　医护领域我特别欣赏的人,不是一个,而是好多。150年前在中国还没有医院,有一些外国医生和护士来到中国,在非常差的条件、很危险的地方开展医疗服务,甚至奉献了自己的生命。

　　“对医生来说,好设备不是最重要的”

　　记者:听说您生活极端简朴,但使用的医疗设备都是最好的,比如从德国带来的听诊器。为什么会有这种反差?

　　夏爱克:我的听诊器也不是那么贵,大概一千块人民币。质量好,已经用了28年!我很喜欢它的深红色,从大学到现在一直都陪我,所以不想放弃它换新的。我觉得当医生应该尽心尽力地提供专业医疗服务,好设备当然有帮助,但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还是专业性的态度,得到患者的信任是我们的责任。

　　记者:您怎么看中国的医患关系?　

　　夏爱克:医患之间如果缺乏信任真可惜。医疗纠纷太多,必然导致一种“防护性医疗”,增加费用,浪费资源。

　　医患缺乏信任原因很多。有一点是,很多医生沟通能力和水平需要提高。有些城市的人小看村民,我遇到一些老医生认为农民不了解医学,所以不愿意好好介绍。

　　可喜的是,年轻医生的沟通能力越来越好。我看到,不少年轻护士和实习生对老年病人特别好,像对待自己爷爷奶奶一样。

　　“我看每个病人都一样”

　　记者:大家都觉得,您总能让患者开心,有什么妙招?

　　夏爱克:哪里哪里!我看每个病人都一样。贫富、男女、老小、社会地位高低,对我来说都需要一样好的医疗服务。因为我是外国来的,不需要考虑太多关系的问题。

　　进入手术室的病人都很紧张,所以我觉得麻醉科医生的主要责任是安慰他,让他放松,多解释要做什么医疗程序,实施最有效的镇痛。有的病人一看我,就放心,因为觉得老外技术肯定好。但这不公平,因为我也有能力很好的中国同事。

　　“除了急救之外,就医必须先去乡村医院”

　　记者:您觉得提高乡村医疗服务水平,最关键的是什么?

　　夏爱克:我不是卫生政治学的专家。这些年中国政府已经在这方面投资很多。依我看,最大的问题是乡村医生学历太低。我发现,乡村医生这个职业没有吸引力,收入太低。住在乡下,孩子受教育的机会不好。百姓也不太相信村或乡镇卫生人员的医疗水平,随着交通和经济越来越好,所以都要跑到上级医院看病,这样浪费人力资源和医疗费用。病人跑走了,下面医生的收入就更低,形成恶性循环。

　　所以我建议一边把乡村医生水平提高,一边建立完善医疗体系合理分配医疗资源。乡村医生的基础薪水必须增加,薪水应该跟开药完全没有关系,只跟负责的病人数有关。除了急救之外,就医必须先去乡村医院,诊断后在乡村医院不能治疗的,才能转到上级医院。

　　还有,多控制抗生素的使用、解决红包问题,等等,不容易!

　　落后地区农民如何根本脱贫?夏爱克“抛砖引玉”

　　记者:谈谈“借羊扶贫”的体验吧?　

　　夏爱克:那时每个月去三戈庄一次,花两夜三天。每次很紧张地查看羊的情况,因为一些农民管得不好,羊圈很脏,饲料不够,遇到羊病死掉了或流产,都需要鼓励他们。但也有农民很认真地养羊。

　　记者:您为什么要帮村民缴费参加新农合?

　　夏爱克:在德国,我们已经有140年健康保险的历史,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

　　记者:您觉得像三戈庄那样的地方,农民怎样才能彻底脱贫?

　　夏爱克:现在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已经提高了很多。我不是发展经济学专家,就算“抛砖引玉”吧。

　　在现代社会,孩子都应该享有公平的教育机会。根子上脱贫,公平地发展教育是前提。我的中文老师说,在这方面中国已经做得很好,但我不确定,现在的初中教育课程,对贫困地区的孩子们是否是最需要的。我观察,农村地区的教育太学术了,不太实用。我发现很多初二、初三的学生逃学,跑走打工,也许就是由于教育课程与他们增加脱贫的技能没有什么关系。当然可以考大学,但毕竟有很多学生想不到那么远。中国肯定要继续城市化,但乡下也需要有人从事农业,教育如何与这个要求衔接?这是一个需要重视的问题。

　　越来越多村民出去打工,已破坏了很多家庭。留守儿童的问题很严重,依我看来这些孩子算孤儿。他们长大之后,自己没体验过幸福,怎么能建立好家庭、培育孩子?怎么能够建立健康的夫妇关系?

　　我另外有个建议:在美丽的山区可以发展生态旅游业,如home-stay(住在私人家)。大城市的生活压力大,空气不好,饮食不健康。城里人假期不一定要去国外或国内的旅游点,下乡亲近大自然,也能很好地放松。若村民受到有关的培训,可以发展起乡村旅游。城里人来了,那么看重他们的生态环境、生活方式,也会增加农民的自信,鼓励他们保持良好环境,守护民族传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