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武汉“摆摊城管”引起关注后，武汉市城管委新闻宣传负责人叶志卫否认“作秀”说法，他表示：“我们强力管理，被指责暴力，我们采取眼神、鲜花、体验执法，被质疑作秀，到底要我们怎么做？有什么好办法说出来，我们奖励1万元。”（《新京报》6月19日）

　　究竟怎么做才能既实现管理效果又不被公众质疑？这显然是武汉城管部门现在最烦恼最困惑最无奈的事情，为此，通过奖励1万元来征集工作办法。尽管走群众路线——倾听民意、吸收民智的初衷是好的，但武汉城管这次公开悬赏征集工作办法很可能同样会遭遇各种质疑，比如，奖励的1万元从何而来——是财政拨款还是城管罚款？有没有纳入预算并经过人大审批？

　　坦率地说，笔者不认为武汉城管的眼神、鲜花、体验执法等是作秀行为。虽然在某些地方确有政府部门包括城管存在作秀之举，但武汉城管在执法上的种种探索不应该被轻易质疑，因为其“温柔执法”的效果大大强于暴力执法；而且，任何有利于改善城管形象的执法探索，都应该被鼓励。

　　武汉城管部门此次悬赏1万元征集工作办法，既是无奈之举，也是积极作为。不排除它能征集到一些解决城管部门困惑的好办法，毕竟群众的智慧是无穷的，而且还有1万元奖金来激励。而征集到的办法也有望开创武汉城管工作的新局面。

　　当然，奖励1万元甚至更多的钱，也买不来治疗城管“困惑症”的“解药”，毕竟“城管病”非一般的“病”。即使花钱征集到工作办法，也可能是治标不治本的外在“膏药”。

　　其实武汉城管部门根本没必要花钱征集工作办法，如果系统回顾社会舆论以及专家对城管工作的各种意见，就能找到解决困惑的办法，就看武汉城管部门能不能“慧眼识珠”，能不能从各种意见中找到解药。另外，如果认真倾听城管执法对象的意见，也能找到解决困惑的“药”。

　　各地城管部门应该也清楚，城管执法之所以屡屡陷入尴尬、困惑，绝不仅仅是少数城管人员打人这么简单，而是有多种深层原因。比如，各部门的麻烦问题都甩给了城管部门，而城管部门却长期定位模糊，其体制始终没有理顺。尽管城管不断“扩权”，但决策与执行没有分离，编制问题也没有解决。城管执法权也反复易手，如土地执法权先归城管部门后归国土部门。这些问题都让城管部门深感体制之痛。

　　另外，城管难题的根源在于城市公共管理的大思路不清晰、不正确，比如只重视城市外在形象，而不重视城市内在形象——改善民生；管理城市存在本位主义，而没有真正换位思考；重视强制管理而不重视人性化管理。我们必须反思，城市是谁的城市——是由权力主宰还是市民主宰？也有必要反观国外，对比中外城市管理的异同并学习域外先进经验。

　　最后，制度问题不容忽视。尽管有立法权的城市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制定了城市管理的地方性法规，但地方城管制度良莠不齐、权威性不够。因此，我们不妨借鉴海外成熟的城市管理理念、立法理念，结合我国国情，制定自己的城市管理法，以实现城市管理职权的国家法定。(冯海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