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林巧稚与郎景和(右)。资料图片

　　【求索】

　　如果因为他是医生，你就无视他的文字，那实在是种可惜。行医与文字，他莫名其妙地生而天赋。初次见面，他正坐在办公室的椅子上，很自在，两条腿拉直伸长，脚尖搭在一起。说起话来慢条斯理，眉毛一跳一跳，双手或摊开或紧握，灵活地传达意思。

　　他就是郎景和，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彼时，一身白衣的他站在窗边接电话，合体的蓝色衬衫，硬朗的脸部线条，侧影挺拔。这位年逾古稀的医者，仿佛电影男主角。他向我笑着伸出右手，得体躬身，发色已然灰白，眼睛仍坦诚年轻，凝视对方。

　　这种凝视，让人想到郎景和自己的一句名言——医生给病人开出的第一张处方是关爱。

　　如今，日日忙碌的郎景和始终在种四棵“树”：医学、哲学、文学、收集铃铛。生活中，他有许多“平民”朋友：“什么平民不平民，既是朋友，便无平与不平之分。一条溪水清清爽爽长流着，穿越世事，不计岁月，满怀善意，这便是友谊了。”

　　用慈悲，守天真。藏大拙，活自在。白衣一世，望他知味。

　　一

　　1940年，郎景和出生在北方一个小镇，他是家中独子，家境殷实。唯一的遗憾是母亲常常生病，郎景和每次都要负责去请小镇上一位姓于的郎中。“他和蔼可亲，随叫随到。我就像个‘跟屁虫’，看着他给我母亲诊断，他每次都会拿出一个铝制小盒，里面装着药品、针头等，消毒酒精散发的味道让我觉得很舒服，一剂针打下来，母亲的病就会好很多，我觉得做医生真是太神奇了。”

　　报考大学时，郎景和最初的心愿其实是北京大学哲学系。他是个标准的文学青年，高中时就开始发表诗歌和散文，最高拿过单笔十几块钱的稿费，在那个年代绝对收入不菲，“那会儿学校里的甲等助学金才八块钱”。

　　但郎景和还是听从父母建议改报了医学。“当时觉得医科好歹是一种‘技术’，用以立身比较踏实。”在从医多年后，郎景和曾说：“科学家也许更多地诉诸理智，艺术家也许更多地倾注感情，医生则必须把冷静的理解和热烈的感情集于一身。”

　　进入协和医院工作后，郎景和填报了三个科室的志愿——外科、内科和妇产科。虽然填报了妇产科，但他并没有对之有任何特别情感，直到林巧稚将他留下。每年，林巧稚都会从当期的驻院医师里挑选出个男生，他成了那一年的“理所当然”。于是，“这一干也50多年了，我觉得挺好。在过去，国内还有封建思想残留，病人还会不好意思，现在可不了。要知道，欧美和日本的妇产科大夫几乎全是男的，我们早已克服了歧视。”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林大夫是影响了我一生的人。”20世纪70年代末，郎景和成为林巧稚的学术秘书。那时，电台、报刊或者会议想邀请林巧稚做科普讲座、报告或撰文，首先得与林、郎二人确定主题、内容，然后由郎景和列出提纲，再和林巧稚讨论，根据她的观点和意图，写出初稿，再念给她审定、修改，最后完成发表或作为报告讲稿。

　　一次，林大夫家乡福建人民出版社专程来京盛情邀请他撰写一部《家庭育儿指南》，林大夫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接着又毫不犹豫地说：“让郎大夫去写，他完全可以了。”就这样，林巧稚正式把郎景和“放飞”了。

　　20世纪90年代，时任北京协和医院副院长的郎景和，受当时妇产科主任吴葆桢教授病危之际所托，毫不犹豫递交辞呈，回到妇产科接手主任之职。而此后20年间，凡有人问及此事，他都以此为幸、为乐，因为人生中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做自己热爱之事：看病、开刀、搞研究、做学术。

　　郎景和喜欢走到病人床边，喜欢听别人称他“郎大夫”，又极善于在纷乱的症状中，在繁杂的检查报告里找出头绪、抓住要害，及时做出诊治决策。疑难杂症因此了然，迎刃而解。

　　一天傍晚，郎景和正吃晚饭，协和医院打来电话称，一位患者腹腔镜手术很顺利，可是手术护士在检查器械时发现，一把钳子上的小螺丝没有了，也就有大头针帽那样大小，焊上去的，不知什么时候脱掉了。接着是一番认真的查找：先是肚子外边，台上台下、手术铺单、纱布纱垫；肚子里面，上腹下腹、左侧右侧……已经过去了两个多小时，实在没办法，只能向主任报告。

　　爱人华桂茹问郎景和：“你能找到吗？”

　　“找不到也得去。”到了医院，郎景和又把手术情况及铆钉样子询问了一遍，只说了一句话：“必须找到！”

　　还是在腹腔镜下寻觅，这样损伤较小。腹腔很干净，没有出血，从上腹部横隔到盆腔的陷窝；从两侧直肠侧沟到中间的小肠、网膜，每一处都不能疏漏。一次全面的“大搜捕”，三个来回，不见踪影。东西太小了，放射及超声扫描也难寻踪迹。

　　“后来，我往腹腔里大量灌水，然后全部抽出，也许可以找到细小的东西。”十几双眼睛紧盯着吸出的水和过滤的纱布。

　　出现了！一个比大头针帽还小的螺帽找到了，在灯光下闪着亮。手术室里欢呼，几近沸腾，如果是在外面，同事们会把郎景和举起来。给家属看，他们流下了眼泪。

　　郎景和在回忆中写道：“这是一个怎样的胜利呢？不是一个大仗，不是一个技术复杂的手术成功，只是一个信念和决心的实现。”他常说，一个科室主任，至少要做到三点：协调管理、解决问题和承担责任。

　　手术中，偶尔会有针断、零件脱落等意外发生，这虽然不是技术能力和责任心问题，但会很麻烦、很难处理，郎景和常常被召唤而至。“我希望能带来镇定、信心、方法和好结果，好在都做到了。”

　　几年前，郎景和得了急性阑尾炎，外科医生决定立即施行阑尾切除术。手术很顺利，术后恢复也很好。要出院了，郎景和想再换一块伤口敷料。一位护士说：“就送来。”

　　郎景和等待着，焦急地等待着、耐心地等待着……许久时间过去，大家都在忙忙碌碌，其实就是一块纱布而已。

　　“没有责怪之意，没有抱怨之意，事情太小，连我自己也会忘记，或者不在意。可是，我知道了什么是‘换位思考’。”病人住在医院里，没有什么事可做，除了自己的病，也没有什么别的可以想。无非是体温如何、能吃什么、什么时候换药、拆线、何时可以出院……医生或者护士告诉什么，答应什么，就占据了全部思想，会老是想着、盼着。无论这件事多么微不足道，对病人来说就是大事，至少是所企盼或等待的唯一的事。

　　答应病人的事一定要按时办，哪怕就是一件小事。有时，可能是件大事。

　　二

　　郎景和有几张不同面孔。

　　一张面孔肃穆端庄，时常沉默，看尽人间疾苦。他有过几次感慨：每年春节之际，他都会收到一张贺年卡，三十多年从未间断，虽然只是一张卡片，郎景和却把它视为珍贵的礼物，一张平安喜报。

　　寄贺卡的人，当年只有8岁，读小学二年级。不幸的是，她得了卵巢恶性生殖细胞肿瘤，瘤子不小，恶性程度高。

　　按照当时常规的做法是要切除子宫和双侧卵巢，还要辅加化疗和放疗。那时，郎景和和同事正在进行卵巢癌的系列研究，已经开始尝试只切除患瘤卵巢的手术，并于术后给予敏感的化疗。这是孩子和父母所企望而愿意接受的方案，但大家要共同承担复发的风险和不安。

　　手术和化疗的实施都顺利，必须保持警惕，严密随诊，观察影像检查和肿瘤标志物。开始每月都得来，以后是两个月、三个月、半年、一年……孩子长大了，瘤子没有复发。

　　贺年卡如期而至，是郎景和所期盼的。开始是稚拙的铅笔字和小图画，后来竟然是精美的毛笔书法和国画。几句温馨的贺年话语，几行令人喜悦的消息：不休学了，考上初中了，考上高中了，上大学了（文科状元）！结婚了，生了个女孩……

　　“难道还有比这更珍贵的礼物吗？难道还有比这更深切的慰藉吗？一个医生的幸福感和成就感，因此而足矣！”

　　一张面孔慈眉善目，笑容可掬，机智应对病人和学生的各种提问，谈笑自若参与各类学术讨论。常常，学生们聚集在郎景和狭小的办公室里讨论病例，“开始前会给每位学生倒一杯咖啡，每人一块巧克力。”学生李蕴微认识郎老师3年多，从没见过他发过脾气。

　　已经毕业多年的学生王姝记得，郎景和在门诊有一个习惯，就是向他的新学生介绍他的“老病人”。一天，有位40岁出头的女病人一走进诊室，他立刻就叫出了其名，并向在旁边的学生介绍：“你们知道吗，她很厉害的，生的是龙凤胎呢！”

　　之后，郎景和开始翻看厚厚的病历本（这是他的另一个习惯，尽管一旁助手已经记录了以往的病史，他通常还是要自己问病人病情、翻看以前的病历），一边看一边说：“你们看，一开始诊断子宫高分化腺癌，当时她才30多岁，但还没孩子，于是，我们就开始用高效孕激素了，每3个月诊刮一次，变成中度不典型增生了，用了大半年，子宫内膜反应很好，正常了。我们又开始帮助她怀孕，她很厉害，龙凤胎呢，孩子现在都好吧？”

　　“很好！真是要谢谢大夫了！”病人的感谢发自肺腑。

　　郎景和的门诊多是棘手病例——诊断不清的“疑难杂症”，难治或复发的恶性肿瘤，长期不愈又原因不明的慢性疼痛，等等。很多患者已辗转多处就诊就治，甚至于已历经多次手术化疗。可以想象，病人和家属很容易身心疲惫、丧失信心。

　　出门诊时，常常能听到郎景和对病人的肯定和夸奖，在诊疗的过程中，他始终关注患者自身的努力。而对患者而言，艰难痛苦的患病经历能被医生体会和理解，会带给他们很大的心理安慰，再加上肯定和鼓励，则更能使他们感觉到自己不是孤军作战，信心和勇气倍增。

　　王姝说，这些“语言的艺术”貌似有条有理、有章可循。事实上，起作用的是那张“关爱”处方的墨香。“而从这张处方获益的，绝不仅仅是患者，深受惠泽的更有作为医者的我们。每个患者的几十分钟，却是我们实实在在一生的事业，于人无愧，于己当无憾矣。”

　　三

　　郎景和的夫人华桂茹也是协和医院教授，这对相濡以沫的夫妻，已携手走过半个世纪。两人均是白求恩医科大学（现吉林大学白求恩医学部）59级的学生，郎景和在1教学班，华桂茹在4教学班，1964年两人双双来到协和医院工作，“我们两个是第一批从白求恩医科大学来到协和的医生，彼此很了解。有时候郎大夫要来我们科会诊，他的字写得特别好。”

　　郎景和的办公室在8层，推门而进，门后的铃铛会发出清脆悦耳的碰撞声。西墙是一张大书桌，“这是林大夫用过的，老协和的家具，文物啦，岁数比我还大。80多年只刷过一次漆，前几年自己打了三层的新书橱从桌子摞到天花板，涂成与老桌子一样的古铜色。”说着，他从桌面左下方拉出一块小桌板，自己倾身趴在上面，“很好吧，这样做事很方便。”

　　屋子的其他三面仍是书柜，书柜前面里三层、外三层堆放的是各种书和资料，从地面直摞了1米多高，书柜高处显露出的部分，悬挂着林巧稚大夫的画像，还有大大小小的字幅和绘画，都是郎景和的亲笔。

　　几百个形状、质地各异的铃铛，有摆着的、挂着的、吊着的，仅是郎景和收藏的1/10。李蕴微说，景德镇一位制作铃铛的工匠曾专程赶来，在老师办公室门口等候一天，就为了看一眼门后的铃铛。

　　“平时的时间都在医院，周末的时间外出开会。从来不休假，两个孩子从小到大，他一次都没开过家长会。别人年纪大了，都做减法，郎大夫却做加法。”忙到什么程度？学生何政星给了如下回答，譬如，郎老师早上刚刚从国外参加学术会议归来，下午就精神抖擞地按时出门诊，仅仅是为了让那些等待一周的病人安心。

　　“对病人好，不是简简单单地说几句安慰的话，而是在医疗决策上给予病人最合适的。”学生张国瑞一直记得郎景和的教导：病人在你面前，都是病人，不分三六九等，只是职业不同而已。要治病，也要医心。

　　现任协和妇产科主任的沈铿，1983年大学毕业，从上海来到北京。选择科室时，当年的妇产科主任连利娟找到他：“每年妇产科都喜欢留一个男大夫在科里工作，你愿不愿意来？”

　　还没结婚的沈铿犹豫了。当时协和医院妇产科的男大夫只有宋鸿钊、吴葆桢、王元萼和郎景和。沈铿带着未婚妻去了郎景和家。“郎大夫笑着对我说：‘你看我现在不是挺好的吗，不要有顾虑’。”前辈的鼓励，让沈铿下了决心，成为当时妇产科里最年轻的男医生。

　　妇产科副主任向阳说：“郎大夫现在还亲自做动物试验。大夏天，他还跟学生一起做猪的实验，要亲眼看到效果。这是一种值得我们学习的科研精神。”

　　每年3月初的某个周末，郎景和总会带领科室大夫前去公墓祭奠前辈吴葆桢教授。那里还有宋鸿钊院士、王元萼教授的墓地。协和医院妇产科教授万希润回忆：“我们聚集在吴葆桢的墓前，汇报科里的变化，给他讲讲笑话，鲜花、食物、美酒，2016年3月，郎大夫特别在墓前朗诵了一首‘永远记着老师’的诗。可以说，协和妇产科的故事和精神就这样一年又一年，一遍又一遍地传递给后面的人。”

　　妇产科副教授马良坤说：“郎老师曾说，我们要建400米跑道，意思是多竞争，不碰撞，是鼓励年轻人多学科发展，百家争鸣，百花齐放。”

　　郎景和的办公室墙上挂着一张佛像，这是他几年前的得意之作，只寥寥九笔勾勒而成，但意味深长。“我们做医生，也要像佛一样觉悟、慈悲、冷静和智慧。我们是无神论者，但佛在我心中，心中的佛就是我们自己，再往大了说就是自然规律和自然法则。”

　　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说：“哲学应该从医学开始，而医学最终应该归隐于哲学。”医学是什么？医学要怎样？医学应该怎么办？医生应该怎么办？“九笔佛”透出的禅意，或许正是郎景和用几十年心血苦苦思索的医学本质吧。

　　从未有人见过郎景和生气的样子。华桂茹笑着对此补充道：“郎大夫不高兴的时候会边摆手边说：‘此事不讨论。’”天然随性，出人意料。

　　从前的日子，傍晚下班匆匆回家，放了书包、系上围裙，油锅里噼里啪啦地唱着歌，炸茄盒、咕咾肉，都曾是郎景和手中的珍馐美馔。

　　我问郎景和：“这一路上您后悔过吗？”

　　“没有，从来没有。”郎景和回答道。

　　李琭璐，女，1987年12月生于北京，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本文图片均为资料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