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采访毕天民的儿子毕大兴（右一） 王林摄

　　第二章

　　人物志

　　（二）

　　人物志·背景

　　沈阳“九君子”与《TRUTH》

　　沈阳“九君子”——

　　大学教授刘仲明、毕天民、于光元、张查理、李宝实，银行家巩天民、邵信普，社会教育家张韵泠，医学家刘仲宜。

　　1932年4月，国联调查团来到沈阳调查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及建立伪满洲国的侵华真相，却处处受到日伪方面“保护”，形同“囚徒”，无法接触到真正的“真相”。在沦陷区的血腥恐怖中，沈阳“九君子”自觉行动，组成“爱国小组”，以生命为笔写下《TRUTH》（中文名《真相》），通过国际友人向国联调查团实名递交了这份英文书写的日军侵华原始证据汇编，希望对国联调查团“了解中国东北实际情况有所助益”。这套证据汇编“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一一揭穿了侵华日军的三大欺世谬论。其原始性、实证性、系统系、法理性独一无二，符合国联调查团的“证据标准”，被作为重要依据纳入《国联调查团报告书》。1933年2月，国联大会审议《国联调查团报告书》，投票结果是42：1。除日本外，42个国家投赞成票，国联裁决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建立伪满洲国的行为是破坏国联宪章的错误行为。日本因此退出国联。中国罕见地在外交上赢得了一定的胜利，推动国际社会对九一八事变和伪满洲国首次定性。存在13年零6个月的“满洲国”始终是一个不被国际社会承认的伪政权，沈阳“九君子”立下首功（详细报道可查阅2016年9月18日《沈阳日报·盛京周刊》）。

　　《沈阳日报》九一八事变爆发85周年特别策划《九君子“真相”》第二章《人物志（二）》将讲述沈阳“九君子”之一毕天民的故事。

　　人物志·正传

　　在收集沈阳“九君子”资料时，我们发现巩天民有留学欧美经历或被称为双料博士，但巩天民后人及相关史料证实，他没有任何留洋经历。那么，这段留学经历、双料博士名号是怎么来的呢？这需要从另一个“天民”说起。

　　2016年9月27日，记者采访沈阳“九君子”之一刘仲明的儿子刘钟难时，有了一个意外收获：真正拥有双料博士的海归人士是另外一位“九君子”成员——毕天民，而他的海归经历被不明底细的后人加到了巩天民身上。之所以巩天民、毕天民的个人资料被张冠李戴，甚至出现在某些知名搜索引擎里，就是因为这对异姓兄弟都叫“天民”。

　　不光今人有这样的误会，甚至连当年的日本人也闹出笑话，错把毕天民当成巩天民。“九君子”实名将《TRUTH》递交给国联调查团后，各自回归到了生活和工作中，但笼罩在他们头顶的白色恐怖其实一直都没有消失。当《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在日内瓦发表后，为国联调查团提供关键性证据的沈阳“一些大学教授、教育家、银行家、医学家”成为日本人疯狂报复的目标。1935年，除张韵泠外，其他8名“九君子”成员先后被日本人抓捕入狱……有着大学教授、医学家身份的毕天民在押期间被重点关照，遭受酷刑。一天，日本军官来过堂。可审讯者总是提出一些与自己毫不相干的问题，把毕天民都搞迷糊了。简直是莫名其妙的讯问，他无法回答就开始乱说。审讯者认为他装疯卖傻，开始恐吓、拳脚相加，后来上大刑。这一上刑动静就大了，惊动了隔壁的一名日军军官。这位日军军官过来一问才知审讯者错把毕天民当成巩天民来提审了，问的也都是一些有关巩天民的情况，毕天民不明原因，只好乱说。繁体汉字“畢”与“鞏”笔画相近似，再加上字迹潦草，不易辨认。提审的日本人因不熟悉汉字，想提巩天民却提来了毕天民。结果，毕天民替巩天民挨了一顿严刑拷打。

　　赫哲渔村走出第一个大学生

　　100多年前，在美丽富饶的松花江南岸，有一个小村庄叫苏苏屯，居民以渔为生，兼营狩猎。当年苏苏屯归属于吉林省桦川县，如今已划归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桦川县管辖。1899年，毕天民就出生在这里。其父毕庆福年轻时是村里著名的猎手，曾捕过4只老虎。晚年他由渔猎转向务农，种起地来。

　　苏苏屯是好学的赫哲族人聚集的村屯，有43户人家。为了让赫哲族的孩子们接受教育，村人捐助出长36丈、宽12丈的“屯基地”办学。1907年10月，赫哲人自己的第一所小学诞生。毕天民少年时代便在这所小学度过的。小学毕业后，毕天民考入依兰道立中学。1918年7月，他在吉林省双城县当小学教师，开始自学英文。1921年1月，毕天民考入奉天医科专门学校。为解决学费和生活费，他一边打工一边求学，先投职东北大学，被聘为缮写员，晚间抄写、次日交稿，每月可得奉票12元。

　　毕天民曾获张作霖奖学金奉票100元，担任过学校学生会主席。作为学生领袖，他写传单号召爱国青年上街游行，抗议日本人杀害上海工人领袖顾正红，举行大规模的请愿活动。在这次爱国学潮中，毕天民等被日本宪兵围困在街中央，连饭都不得出去吃。放回学校后，仍不得自由，不时有宪兵尾随。他以到锦州去商量结婚为由，才摆脱了盯梢。

　　在奉天医科专门学校以优异成绩获学士学位后，毕天民被绥化医院聘去工作。1927年，毕天民毅然辞职，在乡情牵引下返回佳木斯，在桦川县立中学找到一份英文教员的工作。1927年11月，毕天民辞去教员职务，自租5间门市房，创办东方医院。医院成了当时前来投医患者较多的一所医院，尤其是贫困患者就诊时，都可以得到免费治疗。毕天民也因此成为赫哲族的第一位名医，至今被当地人怀念。

　　双料博士抗日入狱

　　“不下水成不了神叉手，不上山成不了好猎手。”这是赫哲族有名的谚语。

　　从小就听着族训长大的毕天民，要像族人崇拜的鹰神一样，翱翔在属于自己的天空。1930年夏天，毕天民登上了去往英国的客轮，进入剑桥大学公共卫生研究所和热带病学院，专攻公共卫生学和热带病学。毕业时，被英国爱丁堡皇家外科学院及剑桥大学公共卫生研究所授予卫生学博士学位，同时被剑桥大学热带病学院授予医学博士学位。

　　学成归来、踌躇满志的毕天民留在了沈阳，在英国人办的盛京施医院（盛京医院前身）工作。1932年4月，国联调查团抵沈，毕天民积极参与《TRUTH》材料调查并担当英文译者。其中，有一个关键证据就是毕天民获取的——证明“日军把持财政”的布告。布告贴在财政厅门前，每日有日军站岗，很难拿到手。一个大晴天上午，毕天民从僻静处爬到日军司令部对面一家商号的房顶，为等光线充足时拍到清晰的照片，他趴在房上一动不动。时间太长，他的腿就麻了，不小心一伸腿儿，蹬掉一块瓦片，掉入院内。有人大喊：“房上有小偷！”这时，呼啦啦过来好几个人。房顶儿上的人只好隐蔽不动，过了好半天不见动静，院内的人才散去。日光过来了，毕天民怕按动快门让日本人听到，正好这时有一辆汽车行驶过来。他抓住汽车鸣笛的瞬间迅速按下了快门，最终拍下了布告……

　　日本宪兵队对参与此事的爱国志士大逮捕时，被列入“反满抗日犯”名单的毕天民遭到逮捕。入狱期间，主审的日本军官把毕天民让到办公室。毕天民进屋一看，大吃一惊，一桌酒肉佳肴摆在眼前，便觉得自己可能大限将至。死则死矣，何惧哉？递交《TRUTH》时便已“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毕天民旁若无人，大口喝酒，大块吃肉，不拘礼仪。可饱餐后，日本人当天并没有宣布判决。一天天过去了，依旧没有动静。直至释放出来，他才知道那是日本人摆下的迷魂阵，想从精神上施压，迫使他变节投降。没料到，他们却成全了毕天民一顿美味佳肴。后因日本方面未查得实据，又有英国使馆的帮助，他被释放。为避免日本人再找麻烦，毕天民被校方送到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医学院卫生研究所进修公共卫生学。

　　公共卫生学领域一代名家

　　1937年4月，毕天民再获博士学位，自日本回国。

　　他曾任山东齐鲁大学、成都三大学联合医院（抗战时期由内地迁至成都的中央大学、齐鲁大学与成都本地的华西协和大学联合组建）公共卫生系教授，还担任过兰州西北防疫处卫生人员训练所所长、宁夏卫生处副处长、东北救济总署卫生专员和南京中央大学医学院公共卫生系主任教授等职。在此期间，他培养了大批卫生防疫医务人员，为防治霍乱、白喉、麻疹、伤寒、疟疾等传染病和寄生虫病做了很多的工作，并为建设南京传染病医院做出了贡献。

　　1952年6月，毕天民主动向组织申请赴抗美援朝前线，被批准后，由总后勤部调到长春第三军医大学工作，任流行病教研室及军队卫生教研室主任教授，对军事卫生事业的建设做出了贡献，并为此荣立三等功一次。他还主编了《军队流行病学》《医学昆虫学》《环境卫生学讲义》，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有了较好的军事卫生学教材。

　　1952年冬季，辽宁省绥中县恶性疟疾流行，他不顾体弱，亲自到现场进行流行病学调查研究。患区交通不便，他常骑毛驴来往数十里，吃住在老乡家，不怕苦累，指导防疟工作，并查明了病因，控制了疫情，受到东北军区后勤部卫生部表奖。

　　1959年，毕天民在长春病逝。

　　在儿子毕大兴眼里，父亲有些死心眼，在西北的一段日子里，父亲患病不能工作，他竟然不顾一家四个嗷嗷待哺的孩子，自己把工作辞掉，仅仅靠母亲卖邮票为生。他自己说,他不能工作就不能为国家做贡献，再领薪水是不应该的。就这样，直到身体康复后，他才重新工作挣钱养家。对那段苦日子，毕大兴记忆犹新。

　　“父亲的严厉就是针对我们的学业，写毛笔字不好要挨打，学习英语不用心照样挨打，用的‘凶器’都是从英国带回来的皮带头。但我那时候太顽劣，要是多听父亲话好好学习，就会更有收获。”如今84岁的毕大兴，言语中透着对父亲的无限思念和遗憾。也正是毕天民的这种严厉和进取心，让这个赫哲族家族成为了书香门第，子孙们遍布北京、沈阳、长春及宁夏等祖国各地，都在各自的岗位上有着突出的表现。

　　沈阳日报、沈阳网记者 王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