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全传》作者张梦阳。

　　在鲁迅研究专家张梦阳的家里，鲁迅是最重量级的存在，唯一的陶瓷摆件是鲁迅，唯一的一尊人物铜像，还是鲁迅。和鲁迅有关的著作更是俯拾皆是，排列在书柜和书桌上的图书夹着上万张纸条，那是40年来他和鲁迅相互陪伴留下的记号。

　　今年10月19日是鲁迅逝世80周年纪念日。张梦阳一生中的一项重大工程——百万字的长篇小说《鲁迅全传·苦魂三部曲》8月初即将面世。不过，他觉得，自己只是在鲁迅海边捡拾了几块贝壳而已。

　　不写完鲁迅全传死不瞑目

　　71岁的张梦阳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2015年7月8日凌晨5时55分，他写完《鲁迅全传·苦魂三部曲》最后一字。那天晚上，他一个人在家开了一瓶酒，一醉方休。

　　张梦阳开始构思该作是在2003年，他说，研究鲁迅的人，最后都想写传。2007年12月底的一天，经过多年酝酿、准备，关于鲁迅全传的写作思路突然在张梦阳脑海中豁然开朗，鲁迅及其周围人物的音容笑貌、行动举止，像电影一样在眼前浮动。张梦阳立即投入到没日没夜的码字中，直至一个夜晚，他因突发心脏病住进了医院。当听说要接受瓣膜置换手术，他拒绝了，“如果我从麻醉中醒来，写作构思全忘了，还不如死了呢！”他说，不写完鲁迅全传，死不瞑目。

　　张梦阳一直有一颗狂妄之心，“如今鲁迅传记有50部之多，但我感到都太一般化了。”他认为为鲁迅写作传记，不能把鲁迅写成神，要把他当成活生生的人来写。他想到了用文学笔法来写，并定下“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

　　张梦阳继承了老作家们的笨办法——“竭泽而渔”，搜尽全部资料，反复细读，烂熟于心，然后到实地体验生活。他十下绍兴、四下杭州，在绍兴纪念馆旁边一住就是十天，买来茴香豆细品，从十几元到二百元的绍酒买了个遍，只为咂摸个中滋味，“我想体验一下阿Q、孔乙己是怎么喝酒的。”他还在咸亨酒店坐了半天，揣摩绍兴人的言谈举止，观察河上划过的乌篷船。为了走进少年鲁迅，体验当年其父亲去世后的悲痛心情，张梦阳更选择在半夜爬了次府山。

　　《记念刘和珍君》无人能越

　　张梦阳对他的新作充满了自信，他认为自己写的是“近于真相”的鲁迅——既是稀有的天才，又是真实的人，“在我看来，鲁迅一生都在呼唤人从本能上升到精神，人要做自觉的人、精神的人，而不是本能的人。”

　　“鲁迅是近现代中国文化界最典型的励志者。”张梦阳说。爷爷入狱、家道破落，13岁的鲁迅到当铺典当母亲的首饰，再去中药铺给父亲抓药，“他到亲戚家被称为乞食者，这是他一生的痛，直到晚年他还提及。”从富家子弟到破落户，让鲁迅认识了世人的真相，他立志要读书，改变命运。

　　“鲁迅真是个稀有的天才，后来的作家模仿鲁迅的只是皮毛。”这是张梦阳几十年研究最大的感受，也是他在传记中所要表现的。他说，鲁迅的散文诗集《野草》再也无人能超越。“三·一八”惨案发生后，刘和珍遇害，鲁迅极为愤怒，连写几篇杂文，《记念刘和珍君》在德国医院地下室写就。当年全国各界知识分子也纷纷动笔，声讨段祺瑞政府。但张梦阳认为，无论是同时代人，还是后来者，没有一篇能和《记念刘和珍君》比，这是千古绝唱。

　　鲁迅与瞿秋白的友谊，也被张梦阳视为人类史上绝无仅有的。瞿秋白就义后，鲁迅的生命也快走到终点了，他却奋力将瞿秋白的译著编辑成《海上述林》上下两册，并自费将书稿送到日本印装，“大热天，他一身痱子还在看校样。”张梦阳说，1936年10月18日，许广平拿来报纸，鲁迅要看的正是《海上述林》出版广告，而这是他生命中最后一次接触文字。

　　和鲁迅“相伴”整整四十年

　　张梦阳写鲁迅全传，是基于他几十年的研究。他盘点了自己迄今为止的三大工程：历时九年主持编纂的《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花费数年撰写的《中国鲁迅学通史》，以及这部《鲁迅全传》。

　　张梦阳愕然发现，迄今为止和鲁迅相伴已整整40年。他真正了解鲁迅是在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后，因为毛泽东对鲁迅评价很高，他早在1966年就开始研读1959年版的《鲁迅全集》，那是父亲送给他的，“我那时是把鲁迅当成偶像来研究。”1969年10月，他第一次到绍兴“朝拜”鲁迅，从杭州坐头班火车到达绍兴，边走边问，一路寻到了鲁迅故居，“那时还没有开门，但我从高墙外，似乎闻到了百草园的草味。”

　　让张梦阳没有想到的是，时隔10年之后，他一生的命运真的和鲁迅牵连到了一起。他1972年完成论文《鲁迅辩证思维方法初探》，这篇文章后以札记的形式发表在《人民日报》上。1979年他又拿出《鲁迅辩证思维方法初探——〈“题未定”草(六至九)〉的哲学分析》，正是这篇论文，敲开了中国社科院的大门。1979年10月，社科院鲁迅研究专家林非等和张梦阳见面，令他们惊讶的是，面前的这位年轻人对《鲁迅全集》了如指掌，鲁迅说过的话，在第几页第几行，他都能快速应答。文学所所长陈荒煤听闻后立马儿拍板：“千方百计把他调来！”

　　谈及往事，张梦阳激动难耐：“陈荒煤如果天上有知，一定会替我高兴，我想他一定会说，我们调张梦阳调对了。”

　　年轻一代几乎无鲁迅研究者

　　“这么大的中国，应该而且需要有十位甚至百位像我这样甘心陪鲁迅一辈子的学者。”张梦阳说。他很着急，在他之后，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竟然连一个专门研究鲁迅的人都没有。而且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这些高等学府，年轻一代从事鲁迅研究的人，也几乎没有。

　　张梦阳坦言，一些从事鲁迅研究的学者，研究水平不尽如人意。曾有一位教授写了一篇《阿Q正传》的研究论文，希望他给看看，“实话实说，完全是废纸一张，他以为自己有全新观点，但其实都是别人早就说过的话。”张梦阳提醒说，研究鲁迅，除了研读鲁迅全部著作、相关回忆录，还必须研究学术史，而当今不少研究者，恰恰缺乏学术史研究的训练。

　　尽管鲁迅研究看似已经成熟，但张梦阳认为可开掘的空间仍很大，还有很多全新领域尚待突破。比如鲁迅收藏的碑帖、拓片，足有4000件。那些碑帖现收藏在北京鲁迅博物馆，但是从来没听说谁在仔细研究。

　　和国内年轻一代忽视鲁迅研究不同，张梦阳发现日本、韩国的青年学者却对此抱有浓厚兴趣。他曾应邀在日本爱知大学用半年时间讲鲁迅，学校要求一周一小时课，然而他每次都破例讲3至5个小时，他明显感受到日本学子的学术热情和研究水平都高于国内学生。

　　张梦阳有一个梦想，希望国家建立一所鲁迅学院，培养专门从事鲁迅研究的专家，“我人微言轻，说了可能也没用，但即便如此，我还是要说！”（记者 路艳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