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图：董军 阿珍 小图：汪宗兴

◎ 深圳特区报记者 杨媚

　　腊月初九的黄昏，暖阳照在深圳横岗189工业区的马路上。春节将至，许多工友都利用工休时间收拾行囊、办年货。但刚给玩具模型喷完油的汪宗兴并不急着回宿舍，他拐进了工业区一家小小的琴行，和陆续到来的5位队友会合。很快，排练房里传出了急促的吉他和鼓点声。

　　出了玩具厂，汪宗兴的身份是深圳重D音乐队的主唱，人称阿鬼。几天后，这支在来深建设者群体中颇有名气的摇滚乐队就要启程飞往北京，为全国“2016打工春晚”担任现场伴奏，并演唱原创歌曲《青春》。

　　“打工群体的声音一直以来很少被大众听到，我们要用音乐为自己的草根生活发声，更有尊严地活着。”乐队成员这么说。和他们一起入选春晚的深圳工人文艺团体，还包括“工厂五角星”乐队以及几支女工合唱团。

　　“木头人”一样的打工生活中，音乐给了他能量

　　开在189工业区里的这家吉他琴行，是重D音乐队的根据地，主人是创始人兼鼓手董军。今年36岁的他从流水线工人干起，现在是乐队里唯一专职开琴行的。他的太太黄小娜则是重D音的主唱，现在一家工友服务中心工作。两人有个刚满4岁的儿子。

　　说起自己的经历，董军语气平静。2000年，高中辍学后的他满怀着对新生活的憧憬从湖北来到了深圳一家制衣厂，可是梦想中那种“快乐而忙碌”的劳动生活却没出现——24人共一间宿舍，每晚最少上到12点，经常通宵、没有周末，有时站着都可以睡着。“我的世界没有白天和黑夜/也不知道什么是疲惫/我看不见你冷漠的眼神/也听不见你不停的怨言……”这段麻木的经历后来被他写进了歌曲《木头人》里。

　　直到音乐的出现，董军重新找回了生活的热情。

　　当时，董军接连换了好几份工作后，终于找到梦寐以求的8小时制工作——保安。看到工厂一个哥们在学吉他后，董军很快也迷上了，没多久他就斥资280元买了一把二手吉他——当时他每个月的工资不过400元。

　　那几年董军又换了很多工作，唯一不变的是音乐的陪伴。后来他又学了打鼓。2006年，在他越来越没心思在流水线工作的时候，一个去酒吧做驻场的机会来了。“我的感觉是，玩音乐的梦想就要实现了，什么都阻挡不了我。”于是董军辞了职，组了个乐队开始驻场生涯：每晚9点演出，工作两三个小时，剩下的时间就自己玩音乐。

　　可是唱着唱着他却沮丧地发现，圆梦没那么简单。“那不是音乐，那是表演，是娱乐观众、取悦别人，没有人在乎我们是谁，感觉又不对了。”酒吧驻场的两年是董军最迷茫的时期，后来他去了北京玩乐队、四处演出。

　　不想“被代言”，他们开始写自己的生活

　　“做音乐也是一种寻找自我的过程，我发现，我宁可一边在工厂打工一边玩乐队。”董军说，这段日子他想明白了究竟要过什么样的生活，于是很快回到了深圳继续打工生涯。

　　业余时间，董军在一个专门服务外出打工者的公益机构教工友学吉他。就在这时，董军遇到了一群志同道合的人。“那时候我教10多个学生，每天一有空我们就一起唱歌弹吉他，后来想想，不如我们也组个乐队吧！”

　　2011年，从最初的两把吉他开始，重D音乐队慢慢成型了。如今，除了董军、黄小娜和阿鬼，吉他手阿晓和李武霖都在鞋厂工作，本来做外贸的贝司手阿珍怀孕后，从事电子商务的吉健代替了她。六个人都是“下班约”，每周排练两次左右。

　　唱了一段时间别人的歌，董军开始尝试自己写歌。“没有几首歌曲属于工人，我们只能在《春天里》那些主流歌曲中找只言片语来抒情。我不想被代言，我要写自己真实的生活。”

　　于是董军写了现在乐队传唱最广的《这年头不好混》。“现在人与人、与世界的关系已经变了，我想表达对当下一些价值观的批判。春节回老家，亲友们张口闭口就是工资多少，成功的唯一标准是金钱。可我觉得自己生活得很开心，打工并不比别人低一等，为什么不能按自己的方式活着？”

　　重D音的成员，没有一个是科班出身，但这并没有成为影响创作的关键因素。比如阿鬼在加入乐队前连乐谱都不会看，于是他先哼唱，再在吉他上弹出旋律，最后转化成简谱。

　　即将唱响打工春晚的《青春》，就是阿鬼对年华逝去的一种感伤。“我知道我们的青春一去不复返/生活就像离水的船永远也靠不了岸……”

　　再后来，几个朋友拼凑了五万元启动资金，在工业区租了一个房子做琴行和排练房。卖吉他、教吉他，自负盈亏，董军全职负责打理，但经营情况并不乐观。“只要600元就包你学到会，但现在也就五六个人在学。不过我们都有自己的工资收入，也不指着靠这个赚钱，能有排练的地方就很好了。”两年后，他们得到了扶持新工人文化发展的基金，演出也多了起来。

　　无惧“底层”标签，渴望活得更有尊严

　　在重D音乐队的豆瓣小站有这样的简介：“D代表底层，重，是重要的。也就是说底层的声音是重要的、有力量的……我们用音乐的形式发声，引起社会的关注，一起来让我们生活得更有尊严。”

　　近五年的坚持，重D音的确引起了不少关注。他们以打工歌手的身份进过武汉多所高校，还登上“美丽南方”音乐节、新工人文化艺术节等，并出现在许多为外来建设者歌唱的场合。去年，他们在朋友的支持下录制了首张专辑，收录了10首原创歌曲。第二张专辑也在紧锣密鼓筹备中。

　　这次是重D音连续第五年参加面向网络平台播出的打工春晚。去年12月，重D音带着自己创作的歌曲《中国质造》登上了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为首届“中国质造”产业创新发展峰会做开场演出。“吃住行全包，还给了8000元劳务费，这是我们第一次正儿八经的商演。主办方说就是在网上看到报道找到我们的。”

　　可是，“生活得更有尊严”的渴望呢？

　　说到这里，董军有点激动。

　　他说，他们并不介意“打工仔”、“草根乐队”之类的称呼，但有些人不自觉地给外来建设者贴了一些不公的标签。“每次演出我们都会介绍，我们是在打工者组成的乐队，这不是噱头，而是一种直面身份的坦然，我们希望把音乐当做沟通手段，告诉别人，草根劳动者并不是有些人想象中的样子。”

　　“我们就是一群农民工，跟你们有没有不一样？我们是不是也很Fashion！”在一次音乐节演出上，玩嗨了的乐队成员激动地问台下高举双手跟随节拍舞动的观众。

　　回应他们的，是潮水般的呐喊与欢呼。

　　每每忆起这一幕，他们就觉得，自己的坚持值了。

　　只是在排练房，他们会时不时地吼起那首《这年头不好混》：

　　“有人背后骂我是个废物草包/有人说我读书读得呆头呆脑/亲爱的朋友你别问我收入是多少/这年头比我好过的没有多少……”（杨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