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韩国流行的MERS病毒（中东呼吸综合征），一度引发世界范围内的关注。自2012年全球首次通报MERS病毒，人类尚未攻克它，其传播渠道未知性、高致死性令人闻之色变，多个国家科研团队瞄准病毒，展开海量研究。

　　来自复旦大学团队的研究成果，一鸣惊人：该校医学分子病毒学教育部/卫生部重点实验室姜世勃教授领衔的团队，与美国科学家联合研发出对MERS病毒具有高抑制活性的全人源单克隆抗体（m336）；而此前，团队已研发出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抗MERS病毒多肽抑制剂（HR2P-M2），相关文章已发表在国际权威传染病学杂志。

　　轰动全球传染病学领域的团队，当他们从幕后走到台前时，更令人讶异不已——团队平均年龄仅有32.4岁，其中许多骨干是80后、90后。前瞻眼光加上朴素初心，成为他们攻克国际难题的秘诀。

　　“攻克”MERS源自前瞻研究

　　机遇，从来都垂青有准备的人。今年起，MERS病毒逐渐受到关注，各种研究接连涌现。然而，对于姜世勃教授团队来说，早在MERS 病毒刚一“冒头”，就被他们死死盯上了。

　　今年33岁的团队核心成员陆路回忆：三年前，MERS病毒才刚在中东地区被发现，受感染者人数有限，正因如此，鲜有人愿意在如此冷门的病毒上花大功夫。姜世勃多年研究艾滋病毒、SARS病毒等，在国际抑制剂领域研究处于领先地位。他敏锐意识到，这是个全新的高致病性病毒。MERS病毒有些像SARS病毒的“远亲”，研究将具有丰富意义。

　　姜世勃说，“研究病毒的，看到新的病毒会义无反顾投入进去，这是一种天性。”怀揣如此朴素的初心，他带领着一群刚届而立的年轻人，组成第一批MERS病毒研究团队，从最简单的基因序列图谱着手，找寻突破。

　　没日没夜的三个月，团队成员们几乎是关在“小黑屋”里，眼睛一睁开就做试验、分析数据，实在困到不行，铺张瑜伽垫子在桌脚下睡觉。当时正攻读博士学位的刘奇，因眼睛长时期受到荧光刺激，出现“飞蚊症”；初为人母的王茜，牺牲了几乎所有的亲子时间，只围着实验室打转……

　　一天，陆路又开始了盯着电脑屏幕的“漫漫征程”：他目不转睛看着屏幕上的六螺旋晶体结构，反复分析，直至深夜又设计出多种组合；返回家中仍难眠，他想到EK位点的修改，或许会有所突破，可家中没有模型软件。陆路披星戴月，再次返回实验室，趁着灵感，通宵设计出新的多肽HR2P-M2。此后证明，这一多肽设计最优，其可溶性比此前设计高了足足一千倍。

　　三个月后，研究成果初见雏形，后续实验接连展开。姜世勃评价：成功研发出抗MERS病毒的多肽抑制剂，除却起步早，团队在多肽领域长期积累的丰富经验至关重要。经验使团队迅速预测到MERS病毒至关重要的关键结构区域：受体结合区域和S2融合六螺旋区域。从这一出发点突破，最终厚积薄发成就出色成果。

　　“不拘一格”给年轻人机会

　　早年，姜世勃教授因研发抑制剂治疗艾滋病等，已在国际领域声名鹊起。他以“千人计划”学者身份，完全可以招募到资深研究者，但他并未这样做，而是选择放手、大胆地吸收年轻血液。正因此，这支团队亮相时，许多人不由惊叹，“居然这么年轻！”

　　姜世勃重用年轻人的理由很简单，“培养学生，失败并不奇怪。我们不能因为失败，就不给年轻人机会。”他看中的两位骨干研究员陆路和应天雷，都是“80后”，他们非但有吃苦耐劳精神，同时具备极强的组织课题、演讲能力，参加国际会议时擅长与人打交道。姜世勃坦言，为思路活跃的年轻人搭建施展才华的最佳空间，复旦大学提供了良好契机。

　　在研究对付MERS病毒的全人源抗体时，应天雷每天处理几百毫升人体血液，导致有段时间他一看到肉类食物就反胃。实验中，一个步骤涉及到人体RNA样品的处理，由于担心RNA易被降解，应天雷将本来需要一周多完成的实验，索性压缩至三天内完成。30多个小时没合眼、连续实验，导致他患上结膜炎，双眼布满血丝。功夫不负有心人，由应天雷等研发的抗体库，后来被证明具有极高容量和质量，从中，科学家非但筛选到了针对MERS病毒的高活性抗体，还筛选到针对癌症、神经退行性疾病等重要疾病的一系列高活性全人源单克隆抗体。

　　鲜有人知晓，引进两员“干将”，复旦大学突破了固有用人标准。作为国内外知名学术单位，复旦大学医学分子病毒学教育部/卫生部重点实验室吸引了众多人才的竞相申请。陆路、应天雷申请时，因一些论文还在整理，尚未来得及在国外发表，部分标准尚不达标。姜世勃教授执着地提出破格引进，并极力说服院系。最终，两人以出色成绩回报了老师当时的用人魄力。据悉，目前团队还在积极联系新的人才，希望更多优秀的年轻血液充实进来，让思想碰撞产生更璀璨火花。

　　成果转化期待“识货”厂商

　　而今，由姜世勃团队与美国科学家联合研发的针对MERS病毒具有高抑制活性的全人源单克隆抗体（m336），是目前针对MERS病毒最好的候选治疗药物之一，它具有极强的病毒中和活性。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抗MERS病毒多肽抑制剂（HR2P-M2），则可有效保护动物免受致死剂量的MERS－Cov攻击，可明显降低易感染动物肺部的病毒载量。姜世勃解释，前者可用来治疗患者，后者则更侧重于预防。

　　陆路自豪地说，多肽抑制剂的研发灵感、设计均来自于国内，实际工作也主要由国内团队完成。目前，多肽抑制剂已获得国际专利，并在开展更深入的动物实验。而全人源单克隆抗体是中美科学家合作产物，目前成果也正准备申请国家专利。

　　眼下令姜世勃有些犯愁的是，来自实验室的科研技术实现成果转化，关键一跃“力气”还显不足。他掰着手指算，一般科研技术应用到临床，大约需要6至8年，其中包括动物毒性试验、GMP条件下生产批准、药物代谢动力试验等，整个过程严谨、漫长，这需要“识货”的合作厂家、更需要充足的支持资金。迄今为止，关于多肽抑制剂的成果转化，国外厂家意欲合作，提出要求过于苛刻；而国内厂家鲜有产生兴趣者。姜世勃坦言，“技术的含金量已毋庸置疑，可要是转化不到临床，技术的意义也就大打折扣。”

　　专家表示，应对新型传染病，防范有时更为重要。高瞻远瞩投入资金实现成果转化，未来或许能实现事半功倍的良好效果。■本报记者　顾泳　通讯员　黄杨子